电子商务

欧洲疫情严重之后，欣慰的是群众们终于开始自觉“家里蹲”了，但运营商又开始发愁了。

因为网上冲浪的需求增加，已经让欧洲互联网出现了严重的拥堵问题。

尽管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Orange、沃达丰(Vodafone)、Masmovil和Euskaltel等都表示，正在加强自己的网络，但还是扛不住“涨潮”般的流量，这导致政府紧急出手，欧盟委员会出面要求网络游戏公司和视频网站采取措施，限制娱乐方面的带宽占用。

谷歌YouTube宣布从下个月开始默认使用标清（standard definition、SD、480p)画质播放视频；Netflix也降低了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的视频比特率或图片质量。迪士尼的流媒体业务 Disney+ 正式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七个欧洲国家上线，也预计将调整清晰度以降低整体带宽使用率 25% 左右。

远程办公的需求激增，也让微软的服务器压力剧增，紧急对更多商业性组件开始施加限制。包括降低文件检查和同步频率、内容附件的默认下载设置、视频播放的清晰度以及图像的在线预览等。

同样是面对“数据海啸”，当欧洲范围内的互联网服务在拼命“节流”时，中国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却在拼命“开源”。千万小朋友集体上网课，8000万人云监工火神山、雷神山，流媒体平台多部视频免费供网民观看，手机游戏更是迎来了新增高峰……

了解网络的朋友可能会说，这都是“带宽扩容”的功劳。那么问题来了，扩容真的是一件简单易行的小事吗？

数据涨潮背后，中国与欧洲的两种态度

如果询问欧洲运营商，他们肯定会觉得你想太多。

必须承认，欧洲的流量峰值确实激增很大。自从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爆发以来，Facebook称其应用的使用时间增加了70%。Facebook Live和Instagram的浏览量也都在上升。

YouTube流量激增得更多，所以谷歌在声明中表示：“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下，我们将继续与全球政府和网络运营商紧密合作，尽最大的努力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网络的压力。”

要知道，视频(含AR/VR)、社交网络两个领域的应用，占据了移动端流量的前二名。

但要说网络直接瘫痪扛不住了，真的有点让网友们产生“活久见”的困惑。

因为同样是居家生活办公学习，钉钉不到一个月下载量达11亿人次，腾讯课堂10秒开课，更别提远程会议还能自动美颜，直播24小时不间断……中国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怎么就没号召大家“少看点高清”“少上点网”呢？？

答案是，中国的网络扩容行动太迅速了。

不管是基建天团还是互联网阵容，行动力都令人震惊。比如为了让中小学生“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疫情期间，多个省市都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基站搭建。

贵州省通信运营企业累计建设网络教学4G/5G 基站9个，宽带装机14.7201万户，为学校开通专线44条。辽宁三大运营商也紧急扩容互联网带宽710G，新建5G基站1300余个，4G信号增强点位600余个，新增云平台服务器310台套……

而抗住了亿级流量的BAT代表们，效率也十分逆天。钉钉在2小时内新增部署了超过1万台云服务器，创下了阿里云上快速扩容的新纪录；腾讯在1月26日开启了“决战48小时”，程序员们大年初二就开始搭建课堂应用，腾讯会议日均扩容云主机接近1.5万台……此类新闻不胜枚举。

再加上规模庞大的数据中心。根据数据中心白皮书统计数据，我国数据中心机柜数量规模提升，2018年已达到210万个，同比增长约26%，显著高于2015年108万个机柜数量规模。

一些新建的数据中心，如阿里的河源数据中心就在此次疫情期间开始正式对外提供服务，超过30万台服务器可以投入使用。在这样的集体总动员下，自然能够为网络洪峰提供了足够宽敞的容量池。

看到这里，想必不少同学又想喊欧洲运营商和互联企业来“抄作业”了。且慢！扩容可不是你想扩，想扩就能扩的。

不止于技术：想说扩容不容易

当然，这里不是说欧洲没有能力扩容。要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流量，考验的固然是一个地区的信息技术能力，同时也会受到社会文化、经济等的诸多影响。

首先，服务器网络是关键。

我们知道，不同地区在网络搭建上往往采取不同的结构设计。

有的是层次化网络，以若干节点作为核心层，核心层之间网状直连，在不同的核心节点向下疏导。这种网络结构简单，维护起来也很方便。比如某某街道网络出现故障，进行维修就可以了。核心带宽也可以复用，能节省不少成本。当然，这也对核心骨干网络设备的性能要求比较高，一旦核心节点出现故障，整个网络也会直接遭殃。

而有的地方采取的是扁平化网络结构，对于一些传输资源丰富、业务量较高的地区来说，扁平化的直连网络健壮性好，时延小，承载能力也很强，只不过结构相对复杂，建设成本也相对更高。 所以国际大型互联网运营商，都趋向于采用扁平化的网络以降低互联网成本、提高效率。

显然，在网络规模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网络结构、光器件、硬件性能等，都会影响到流量扩容的难度和成本。因地因时制宜来进行网络优化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这也是中国与欧洲在扩容时间线上步调不同的首要原因。

其次，基建决定扩张力度。

带宽不够，基建来凑，在缺乏高性能网络覆盖的偏远地区，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比如中国铁塔就在社交媒体传出山区儿童爬山找网的新闻后，快速前去搭建了网络。

可以说，线上流量和应用的全面覆盖，本身也是对中国网络基础建设的一次查漏补缺。

与之相比，欧洲的数字化进程要更早一些。早在2010年5月，欧盟就曾经制定过一份“欧洲数字化议程”(DAE)，计划到2020年让欧盟家庭享受不低于30Mbps的宽带。

到了2016年，这一标准则提升为至少100Mbps，而且预留升级到1Gbps的空间。所有的学校、大学、研究机构、交通中心、医院、政府机构、科技企业等等，都要达到1Gbps级别。

此外还有个“WiFi4EU”计划，2020年让欧盟每一个城市、村庄都享有免费Wi-Fi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再追加基础硬件投入显然有些过度反应了。

另外，IDC产业奠定潜力。

那么带宽的快速扩容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呢？除了现有网络基础之外，数据中心的支撑是必不可少的。

简单来说，就是电信服务商利用已有的互联网通信线路、带宽资源，建立标准化的专业级机房环境，来提供服务器托管、租用等服务。显然，数据中心越多、越强，也就能成为互联网业务扩容更强劲的支撑。

而受惠于云计算业务的快速发展，中国数据中心的机柜规模和能力显著提升。民生证券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市场规模达到1560.8亿元，同比增长27.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1%)。

其中许多都是BAT等大型互联网/云计算厂商与第三方IDC服务商合作或共建的，并借助云厂商在虚拟化、计算资源管理、云监控等的技术优势，产生软硬件协同的效果加乘。

比如阿里巴巴相继在张北、深圳、上海、青岛等地定制数据中心；腾讯在上海、深圳、重庆、天津进行东南西北数据中心部署。所以在疫情期间，无论是医院系统上云，还是云端视频会议协作，亦或是游戏、视频等富媒体娱乐，都可以快速地支撑起来。

可以说，在IDC产业上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技术领先、自主可控、智能优化，都是能够快速扩容的保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差异也是影响网络扩容速度的一个关键因子。

环保一直是欧洲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数据中心的耗能问题也备受关注。在调研机构Gartner的数据显示，70%的被访者（企业CIO首席信息官）认为电力和制冷问题是他们数据中心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在欧洲，3年的纯能源成本消耗甚至已经2倍于设备购置成本。

所以比起扩建数据中心，欧洲更倾向于倡导节约使用网络。

比如欧洲疫情期间，法国的运营商就计划实行“数字纪律”（“digital discipline”），以确保网络容量不被过多无意义的使用；西班牙的网络运营商也向用户发出请求，希望他们负责任地使用电信网络。

山川异域，风月同网。总体来看，不同的地域风貌也造就了一个社会对网络海啸的不同态度，但努力解决问题却是一致的追求。

疫情之后，我们如何面对新世界的带宽挑战？

疫情导致的流量海啸终会过去，但需要思考的是，伴随着富媒体业务逐渐向高清化、虚拟交互等趋势发展，由此带来的带宽压力将持续拷问现有网络；

与此同时，5G、车联网等带动的边缘计算，更会带来数据的大规模增长和网络需求。

未来网络管理会如何发展，在我们看来有以下方向：

一方面，5G业务会激发边缘数据中心的规模化建设。

众所周知，5G支持的终端密度很大，自然也会带来惊人的数据量。比如无人驾驶、5G智能手机、智慧医疗、云游戏、8k视频、AR/VR等等，都需要极低时延的网络来保障用户体验。

而边缘数据中心的部署，能够把核心节点的IT资源迁移到基站侧，由此让网络资源更靠近用户，从而有效减少延迟。

举个例子，VR技术中，包括了实时三维计算机图形技术、广角立体显示技术、对观察者头眼和手的跟踪技术，以及触觉/力觉反馈、立体声、网络传输、语音输入/输出技术等等，现有的网络架构很难满足VR所需要的快速响应。边缘数据中心与5G网络的技术架构，才能真正增强其终端的运算能力，带来体验上的突破。

同理，将计算资源下沉到边缘数据中心，如通信基站、小基站等，可以让附近的车联网实施高效地完成一系列复杂计算，从而更精准地完成安全避让、物体识别、交通流量分析等操作，让自动驾驶真正得以落地。

届时，人们观看Netflix或YouTube视频时，也可以不用刻意降低清晰度，通过边缘网络，P2P下载流量可以实现本地疏导，进而减少对带宽的浪费，缓解网络压力。

同时，加速绿色数据中心的迭代。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2019年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的数据中心吃掉了1608.89亿千瓦时电量，比上海市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1567亿千瓦时)还多，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2.35%(未含港澳台数据)。

也因此，不少一线城市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规模。北京中心城区全面禁止新建和扩建数据中心。上海则要求到2020年，全市互联网数据中心新建机架控制在6万个，总规模控制在16万个。

这也会直接带动上游服务器等基础设施的迭代，在节能、算法等层面展开新的PK，进而引发新一轮产业格局地震。

例如，DeepMind团队就使用数据中心的大量运营参数数据来训练其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系统，包括数据中心温度、和电力分配等，目标是降低PUE值（PowerUsageEffectiveness，数据中心设施电源能耗与计算能耗的比率）。

而位于张北的北京冬奥云数据中心，同时采用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每年只有约15天是传统模式制冷，由此将数据中心能耗降低了59%，PUE最低至1.13，成为目前全球最节能的数据中心之一。

总体来说，“家里蹲”网上冲浪，或许只是疫情期间的一件小事，也让我们见到了不同社会与国家不同的解题方式。

爬虫爬得欢，监狱要坐穿；数据玩的溜，牢饭吃个够！

在程序员中口口相传的“魔咒”终于开始应验在大数据公司身上。有消息称，9月6日下午，杭州知名大数据服务公司杭州魔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疑似被警方控制，CEO周江翔被带走调查，魔蝎科技的官网也已经无法打开。第三方数据服务公司聚信立发出通告，于9月6日停止了对外提供用户授权的运营商爬虫服务。大数据金融风控公司新颜科技CEO黄向前也被传出遭警方带走调查。……同类机构开始望风而逃，纷纷紧急喊停数据服务。随着互联网金融爆发起来的大数据行业，如今已成崩塌之势，溃不成军。

互金风控面临数据“断供潮”新颜科技、魔蝎科技负责人相继被警方带走，导致两家公司的部分业务线停摆。很多听到风声的大数据风控公司也开始将业务停掉，而下游互金公司也受到影响，锦程消费金融发出的一则通知显示，旗下产品“锦易贷”、“收入贷”，因供应商突然中止提供数据而暂停放款业务。

新颜科技CEO黄向前最新的露面是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2019 WAI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在大会上黄还做了关于大数据风控的发言。被带走或许与数据抓取业务涉嫌侵犯隐私、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助力暴力催收涉黑有关。公开资料显示，新颜科技成立于2018年7月，客户主要面向非银信贷、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理财、社交平台、电商、共享平台等多个行业，截至目前，合作机构数量超过2500家。其中，合作伙伴不乏一些知名互联网金融公司及银行等，例如：马上消费金融、招联金融、苏宁金融、国美金融、宜信普惠、人人贷等。新颜科技已在9月1日通知所有商户，无法提供网络小贷合作协议的商户，9月2日晚上21时关闭所有接口，不再提供服务。
同业公司魔蝎科技CEO周江翔被警方带走调查的原因也与其类似。早在2017年11月，魔蝎科技的爬虫业务曾受到外界质疑，彼时网上流传一篇名为《爬虫凶猛：爬支付宝、爬微信、窃取现金贷放贷数据》的文章，直指魔蝎科技开发的“同业爬虫”产品是“窃取别人家的劳动成果，太野蛮”。其实在2017年，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堂的COO柴银辉、技术总监揭宇飞就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被判刑。数据堂将此事归因于两人的个人行为。爬虫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互金浪潮中，崛起了上千家的大数据供应商，他们通过爬虫采集数据，然后清洗加工，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再输出不同的产品。更有部分大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更加简单粗暴，从黑市采买数据后，简单打包，直接销售给客户。滥用的用户数据，让大家就如裸泳一般，毫无隐私可言。为了搜集数据，爬虫之间的战争也越发地激烈。被滥用的爬虫技术，已经成为程序员的心理阴影。此次聚信立向用户发布消息就称，就是要停止对外提供用户授权的运营商爬虫服务。
网络爬虫，也叫网络蜘蛛（spider），是一种用来自动浏览网页的网络机器人。通俗来讲，爬虫就是一项计算机技术，方便用户自动化、高效率地浏览互联网并从互联网上获取数据。爬虫作为一种计算机技术决定了它的中立性，因此爬虫本身在法律上并不被禁止，但是利用爬虫技术获取数据这一行为就具有违法犯罪的风险了。爬虫使用不当，分分钟就送你进监狱。《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所涉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所涉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就是爬虫在个人信息爬取过程中经常触碰到的“红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了情节严重的几种类型：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属于高度敏感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属于敏感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便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此外，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即使是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也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可能构成犯罪。就以上几种数据，作为有效的信用基础数据，有几家互金公司敢说自己没有使用？有多少大数据风控公司都游走在犯罪的边缘？某位互联网大佬曾经得意说过，中国人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可是自从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实施之后，法律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越来越严格，任何个人身份信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未来都将受到严格的隐私权保护。大数据风控行业乱象已久，无论是内部采集还是外购，都需要记住一句话，爬虫有风险，抓数需谨慎，干活之前，请先跟自家法务人员勾兑清楚。 

2014年被马云称为“偷袭珍珠港”的微信红包事件发生后，微信支付已经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7月31日，“8.8智慧生活日”媒体开放日上，微信公布数据，微信支付平台中，商家数量有5000万，除去70岁老人和20岁以下年轻人，在中国，每16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商家。

截至今年一季度，微信支付的日均总交易量超过10亿次。2019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负责微信支付业务的腾讯公司微信事业群副总裁耿志军，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在内的媒体群访时说，“原来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已经接近尾声，甚至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但是没想到2019年还有大幅度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当前，移动支付市场支付宝与微信支付两雄并立。支付宝由淘宝起家，天生具备商业属性，微信支付凭借微信的社交属性，快速获得了大量用户，在支付的市场下，微信支付与支付宝的竞争正在加剧。

青蛙PK蜻蜓，微信和支付宝的硬件之争

在上海的便利店里，支付宝的支付硬件蜻蜓已经铺设范围很广，在深圳和北京，微信支付的硬件青蛙也开始试运营。

记者在深圳一座咖啡馆体验青蛙，选择商品后，到青蛙面前，屏幕上人脸识别后，输入手机号绑定微信，就可以自动支付。首次支付需输入手机号，之后在此支付刷脸即可。通过硬件，可以减去掏出手机、打开微信、翻出二维码、刷码支付等步骤。

微信支付行业应用副总经理郭润赠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的青蛙是1.0版本，今年8月，会发布升级版青蛙Pro，在业内率先推出双面屏。

除了刷脸外，微信更看重青蛙硬件与微信卡包的连接。今年1月，张小龙曾在微信公开课上提出，微信卡包一直做得不够好。通过青蛙，可以解决微信卡包利用率较低的问题，比如在咖啡馆、便利店等场景，绑定会员卡后，青蛙可以自动识别会员，在之后购物时打折。

郭润赠认为，此举可以让商家获得会员及数据，消费者获得优惠，服务商获得服务费用，对于三方都是利好，会是青蛙与其他硬件不同的方向。

目前在使用量上，青蛙不如蜻蜓范围广。郭润赠告诉记者，微信做事的逻辑是，希望能解决痛点需求，自然生长，不会特意去铺量。

微信发力支付分，能PK阿里芝麻信用分吗

开放日上，微信支付团队也用不短的时间介绍了微信支付分的现状。

微信支付分今年上线，目前还在内测阶段，主要提供免押金功能。

目前，微信支付分覆盖共享设备免押租借、无人货柜自助购买、网约车先乘后付、物流快递先寄后付、酒店免押预定、娱乐设备先玩后付、航空机上付等场景。

用户需要在接入微信支付分的商户提供的服务中，申请开通微信支付分。目前，微信支付分还没有大规模应用。

此前，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分已经深入人心，新开通的微信信用分如何与芝麻分PK？微信团队表示，微信信用分主要定位是应用在“衣、食、住、行”场景中的，并不会出现在金融、信贷等领域。

民生类服务会长期补贴

微信支付此次也公布了在民生服务方面的数据，比如交通方面，每分钟有超过10万人在出行时使用微信支付，早高峰有超过500万人使用微信支付刷码乘车，交通行业微信支付交易笔数年增长率超100%。

微信支付还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携手推出“出租车助手”小程序，提供电子发票、服务评价、失物寻找等服务。提供开放ETC最新解决方案，并在公交、地铁等公共出行的高频场景，推动智慧交通。

微信支付也在做公益，打造了“24小时自助餐饮柜”，可解决城市公共服务人员吃饭不便问题，做到食材全天候供应、即点即取。

耿志军提到，当前在有关民生类上面，微信支付是亏损的，“这很正常，比如说医院、教育、交通这些本来就是基础建设。”他还表示，对于民生类的服务，“我坚信就是一直要贴补的”。

仔细看互联网的发展脉络，其实传销一直如影随形。

90年代，互联网启蒙初期，酝酿着往后数十年的行业变革和商业神话。而同一时间，美国人人喊打的“老鼠会”也漂洋过海，被美企带入国内，这种金字塔式的销售模式瞬间在我国遍地开花。

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看到，互联网在线上不断颠覆传统产业的发展形式，而传销则在线下病毒式传播，逐渐改写了线下的销售网络和方式，两者看似并行不悖。

但随着传销以互联网为开展下线、寻找目标的媒介，其对互联网经济的渗透，所改变的不止是传销形式和范围，也开始影响互联网经济本身。

共享经济盛行之时，以共享之名包装、实为传销的项目不在少数，而区块链妖魔化的过程中，各种传销币的发行和泛滥，实则加速了区块链风口消亡。如今社交电商成为资本竞逐的对象，但头部平台却深陷传销质疑，尤其是会员制模式备受追捧，把更多垂直电商也拉入了传销漩涡。

从某种程度上讲，互联网化的传销实则是一个异变的物种。

传销染指互联网风口

2014年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第三方支付、P2P、众筹、虚拟货币、理财APP等新兴模式层出不穷。这点仅从数字上就可以看出，2013年网贷平台还只有572家，2014年激增到2251家，而2015年又涨至3464家，3年时间翻了6倍。

资本也竞相涌入。年初人人贷一轮1.3亿美元的融资，一下刺激了整个创投圈的敏感神经，投资人开始四处寻找借贷类项目。

这时候，传销刚刚褪去电子商务的外衣，也把眼光转向了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一时间各种传销式金融骗局在全国各地开始大幅敛财。

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金融传销和互联网金融很难准确被区分，因为互联网金融从众筹到互联网理财，再到消费金融，混乱的市场竞争也引发了诸多行业乱象，这给金融传销鱼目混珠创造了现实条件。

不过从近两年互联网金融连续暴雷所揭露出的冰山一角，回过头再去看金融传销，不免更令人心惊。

2018年云联惠特大网络传销犯罪团伙落网，非法集资超过400亿元；2017年IGOFX平台崩盘后，头目携带300亿跑路，其通过拉下家获得高额分成的规则，是典型的传销模式；2016年“中晋系”相关联公司被查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2月10日，中晋合伙人的投资总额已突破340亿元，涉及总人次超过13万。

细数这些骗局，其中有大部分上线于2014年互联网金融风口兴起之年。

虽然在P2P暴雷前，这场金融传销的大幕已经提前落下，剩下了一堆血本无归的投资人，但是不可否认，传销换了一层外衣，依旧大行其道。

2017年共享经济热潮下涌现了众多千奇百怪的共享项目，传销也趁此借共享经济的概念炒作，大肆拉人头。随后更为魔幻的是区块链，币圈的玩法和当初金融传销兴起的传销币套路可谓异曲同工，而且攒局者、拉盘者通过传销模式，能更多地拉来韭菜，从而撬动资金进入。

如果说共享经济、区块链的风口中，传销更多的是钻了行业乱象的空子，那如今互联网经济正在主动“拥抱”传销，这更不是一个好消息。

去年，新世相营销课海报在朋友圈刷屏，而它之所以能够爆发，原因在于类传销式的营销手法，好好的知识付费，由此招致知识“传销”的质疑。最近一段时间，母婴电商蜜芽也被指涉嫌传销，其构建的会员制体系利用多级分销、返利、拉新优惠等模式获利，引起外界关注。

这些年来，传销利用并参与互联网风口，其形式、渠道和范围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这种异变对互联网经济来说实质上是一个警示。

传销和互联网相互成就？

传统传销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渠道和营销，一个“校长”或“经理人”从哪些人群中发展下线、如何给他们洗脑，都取决于人。这就是个体作为渠道所发挥的作用。不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销的渠道，业内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传销3.0。

传销2.0用高强度的洗脑取代传销1.0时代的限制人身自由，而传销3.0让新时期的传销，在传播力度、参与人员和涉案金额等方面，获得了实质性“升级”。这主要因为一系列社交产品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传销传播的门槛，使得传销的波及范围也更广。传销人员甚至不必再面对面，通过网络即可完成发展线下、金钱交易或是洗脑等环节。

但在渠道不断线上化的过程中，传销所覆盖的群体开始发生异变。

互联网为传销规模扩大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可传销对互联网的渗透不仅仅停留在渠道上，而是融合到商业模式中。这是传销异变带来的实质性结果。

最典型的就是用户拉新和会员制。2018年趣头条上市刷新了互联网独角兽诞生的速度，而其收徒返利的模式，也刷新了用户拉新的底线。在互联网平台获客成本高达上百元的背景下，趣头条通过给用户“发钱”拉新，成本只有3~4元。

资讯平台流量为王，流量即意味着广告收入，趣头条这种类传销的模式终究也作用于商业变现。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在于，类传销的套路正在缩短一些互联网行业的变现路径，或者也可以说，这种类传销的思维创造出一种新的商业变现形式。

比如说，新世相通过类传销模式卖课，不得不承认，它让知识付费进行商业变现的路径走得更为通畅，而社交电商的会员制则在商品交易之外，开辟了一条平台变现的新路。

以贝店为例，按照平台规则，要想成为贝店的店主，入门需要缴纳398元的开店费用，店主销售贝店商品的佣金在10%-40%之间。不过，诸多贝店店主对靠销售商品赚钱并兴趣不大，他们更热衷于发展线下粉丝开店。

据悉，一位贝店金牌店主直接招募一家新店主可获得200元佣金。其“下线”的普通店主招募一家新店，除自己获取100元佣金外，金牌店主还会获得100元佣金。此外，金牌店主还享受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所有店主的销售商品佣金的20%。贝店依靠拉人头为平台和店主赚了不少钱，可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传销嫌疑。

当前，社交电商风口未停，花生日记虽遭受巨额罚单，但更多类似的平台仍在悄然壮大，社交电商也成了传销异变的重灾区。

由此可见，互联网改造传统传销，传销其实也在改造互联网。

互联网＋传销终将走向失控

虽然互联网化的渠道让传销摆脱了地域的限制，但传销的大本营依旧在低线城市，这是由其受害者所决定。传销的受害者多属于社会的最底层—这些人要么失业，要么下岗、要么是农民（工），媒体常年对传销的曝光也许无法挤进他们的信息接收渠道，知识和经验的匮乏也不足以支撑他们面对与时俱进的传销组织。

所以，从90年代起，传销传入我国，就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生长土壤。而近两年，低线城市的人口红利，也让互联网各个行业的竞争逐渐转移到用户下沉，所以传销与互联网经济再次纠缠。

2018年年末，一款名为“趣步”的“区块链项目”，突然火爆起来，十八线小县城的中青年们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趣步APP看看自己又走了多少步，赚了多少个“糖果”。据悉，有些小县城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两人涉足其中。

趣步的病毒式传播，离不开其高返佣的拉人头机制。官方资料显示，趣步会员可以获得“直推会员”5%的活跃度加成。如果推直推人数超过20人，就可以升级为达人，享受更高的活跃度加成。用户仅靠走路所得的糖果很少，所以他们必须不断地拉人，才能获得更高的权益，这也直接关系到糖果交易。

收割下线，这是典型的传销思维，但趣步巧妙地避开了传统传销的嫌疑。一是用户注册和使用趣步APP几近免费，唯一花费的1块钱，按官方说法是给支付宝的；二是，趣步不发生直接的金钱交易，交易的只是糖果。

趣步这种披着区块链外衣的类传销骗局，在下沉市场天然具有吸引用户的优势，我们不得不承认，相似的运作手法实际上为互联网进行市场下沉提供了目前最有效的形式。这和传销根深蒂固的理由也极为相似，人情交往再加上天上掉馅饼的发财梦，总能触及大部分下沉用户的内心需求。

但是，在越发混乱和激烈的下沉市场竞争中，事态也越发失控。

从拼多多、趣头条到趣步，退一步可以看做是社交裂变，可往前一步就是传销红线。这些现实案例的变化趋势也说明，原本颇具创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正在与传销思维密切结合，这是互联网创新被传销模式渗透所产生的异变，同时也是传统传销加深互联网化的伪装升级。

数十年来，互联网浪潮翻涌、更迭换新，不断有商业神话树立和倒塌，可无论如何打击，传销似乎拥有不死之身般，从来没有被消灭过，这是我们的难言之痛。而现在同时要警惕的是，传销融合互联网带来的异变是否会波及互联网经济本身。

毕竟，除了既得利益者，我们谁都不希望它还能借助互联网学会七十二变，然后大闹一场留下一地狼藉。

而现在看来，这种概率正在异常危险的扩大。

近两年经济形势的变化，造就了一些奇特的怪像：有些企业表面上活着，但其实已经死了，而有些行业看似死了，换了层新衣却活得很好。直播、P2P、共享经济，这些互联网风口催生的创业大潮，在政策监管和竞争清洗的双重重击下廖剩无几、苦苦支撑，他们中的大部分企业如前者所说，只是表面上活着。与之相反，也有一些行业面临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动，他们本该像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被强制革除，可是经过变形和包装，却暗暗强撑起另一片“繁荣”。今年1月1日起，我国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个人代购人人自危，很多媒体预言代购将死。一位资深代购说，游戏规则在崩盘，全行业危机浮现，洗牌期已经到来。且卖且珍惜。然而五个月过去，事件演变开始偏离预期，卖真货的代购因无法生存而转业，但假代购却逃出生天且更加高明。事实上，代购行业真货已经极度稀缺，整个行业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变成了假货多傀儡，被粉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其中，人性之恶被假代购们展现的淋漓尽致。化妆品假代购泛滥成灾代购兴起之时，京东集团CEO刘强东曾在墨尔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近几年网上代购的东西90%是假货”，之后引发轩然大波，甚至被口诛笔伐许久，但如今回头再看，刘强东一语成谶。
虽然假货或者说高仿化妆品对人体有极大伤害，却依旧愈演愈烈。如今，高仿化妆品当成正品在代购圈早已司空见惯，为了给买家洗脑，假代购会给假货挂上物流信息，甚至给假货“出口转内销”，造成是海外购的假象。之前曾有媒体报道，很多假化妆品在国内以假代购名义销售的同时，会曲线到国外镀金再返回国内，根据日本财务省调查，日本仅在17年被没收的假货就有3万多件，其中90%来源于中国，而这些都是要销售给国人的所谓代购正品。一位入行三年的日本药妆代购曾说过，现在很难教大家如何分辨一个代购卖的是不是假货，以前的判断标准是“便宜的就是假货”，但现在不适用了，因为电商法之后，真代购纷纷转行，假货反而越卖越贵了。今年2月底，还在上大学的王婧从一个代购手中以390一支的价格买了三支小金条，因为代购人是大学朋友的高中同学，王婧不疑有他，而且第一次从她这里买了雪花秀水乳小样，和室友一直从韩国专柜带回的雪花秀没什么区别，当时用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到正品，她对这个代购好感度大为增加。但是，这次收货后，王婧起了疑心。收货第一天她发现小金条盖子吸不住磁铁，于是发截图询问代购，但她信誓旦旦，“你去专柜随便验”、“假的我把它吃掉”。当时，专柜无法验货，主要是基于熟人，本想就这样算了。但过了段时间有个测评软件火了，王婧通过这个软件测评这三支口红，结果显示三支都是假的。可当她拿着结果去质问代购，代购却以时间过了两个月为由，拒不道歉也不退货。更让她生气的是，当她把代购拉黑后，他们居然找到了一个共同好友，逼其承认他们卖的为真品。和王婧遭遇相似，陈琪也备受代购假货的困扰。年初，陈琪从一个分享护肤彩妆心得体会的群里加了一位同龄人为好友，后发现她是做代购的，因为平时她的一些评论和朋友圈日常，陈琪自觉和她很有共同话题。一开始，她从她那里代购一些相对平价的护肤品和口红，用了几次发现并无不妥，虽然后来她卖得东西大多都比别家偏贵，但陈琪依然陆陆续续以几十甚至100左右的差价托其代购。没曾想，一位朋友的提醒让陈琪大为震惊。陈琪托代购在俄罗斯所买的两个中样的纪梵希散粉，朋友觉得不像真货，托朋友询问后，得知俄罗斯的专柜根本没有中样卖。她找到代购要求解释，几番周折，她说，可以退但依旧不承认假货。而巧合的是，在4月12日，纪梵希亲自辟谣明星散粉无6G中样。陈琪的散粉是退了，但她想到之前用过的护肤品，深感无力。商品越贵，消费者反而觉得是真货的可能性越大，很多代购深谙这种心理，尤其是借助情感建立或熟人关系，他们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而且这种现象正蔓延到奢侈品代购中。奢侈品在劫难逃有位曾从事海外代购的朋友对道道透漏，电商法发布之后，活跃的海外代购纷纷转行，目前的代购产品多数都难以保真。除了欺骗普通消费者，假代购已经蔓延到了时尚圈和娱乐圈的高端消费群体。奢侈品代购造假，电商法推行后增加的成本，在高昂的利润面前或许不值一提。
据上个月发布的麦肯锡报告显示，到2025年，我国消费者将占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的40%，就价值而言，这意味着在未来6年内，我国消费者将在奢侈品上花费1600亿欧元，目前的消费额为1020亿欧元。可见，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和能力没有减弱。而报告还称，线下业务仍将是首选的奢侈品销售渠道，到2025年，预测线下销售占我国奢侈品消费的88%。所谓线下，其实主要是靠代购，在国内，真正通过官方渠道购买奢侈品的没有多少，可是现在电商法正式实施后，代购群体按理说是树倒猢狲散。一项调查显示，自电商法实施，在日本的华侨华人代购总数减少了70%。日本百货商店协会数据也证实，1月份日本百货商店的免税销售额较上半年同期下降7.7%。代购群体数量锐减，如何能支撑起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其中或许正是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那种可能：假货释放了国内对海外商品的消费力。很多女明星都或多或少被假代购欺骗过。5月10日，张馨予在微博晒出与英国代购的聊天记录，怀疑自己被骗：在3月17日前张馨予就找到该代购让其帮买一件奢侈品鞋子，但对方一直以“手机坏了”、“怕影响你休息”、“室友睡觉了”等理由拖延发货和接电话，从3月20日之后便消失至今。而在张馨予发微博之后，事件引发舆论极大关注，代购迅速退还了张馨予的代购费，只要求其删除微博，而随后，另一位女明星沈梦辰也发现一同被骗，最终时隔五个月讨回了自己的费用。虽然这件事得到了解决，但被假代购骗的女明星绝对不仅仅只有她们两位。真明星造型师，假代购如果说女明星被骗是因为大意，那么时尚圈的众多博主和达人被骗，则充分说明了这些代购的骗术和造假能力高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时尚圈工作多年的刘羽，因为工作需要，常常需要购买一些时尚品牌的鞋子包包。同样因为工作的原因，认识了一位叫Gio的朋友，不成想就此陷入了一个代购圈套。本名夏某豪的Gio，是一名在北京打拼的南京人，从事着一份看似光鲜亮丽的工作：明星造型师。其有意无意的透漏其为吴亦凡和靳东以及李佳航等众多一线明星做过造型，并且自称家境优渥，在米兰留学归来后就一直混迹于时尚圈。同时，Gio直言不讳的表示，自己是一名“同志”，如此坦诚的态度，获得了刘羽和极大好感，便与之在网络渐渐相熟，常常探讨一些时尚话题。
(Gio的部分微博和朋友圈截图)一次聊天过程中，Gio说要去国外，可以帮她代购名牌包包，刘羽才发现，对方除了给众多明星做造型之外，竟然还专门为众多时尚博主做海外代购。看到众多圈内人士都在他这里代购，而刘羽由于工作需要，便开始让Gio帮忙代购。起初，刘羽还能够收到代购的产品，再后来，则如同张馨予的遭遇一样，Gio开始以各种理由不发货，却依旧推销新的代购产品让刘羽购买，而前后积累的代购费已经林林总总高达六位数。虽然如此，但出于Gio的精心包装，刘羽并未有过怀疑。直到有几位时尚博主向其吐槽在Gio买到假货的被骗经历之后，刘羽才发现自己可能遇到了假代购。经过一些渠道鉴定之后，印证了刘羽的想法。之后刘羽多次向其讨要费用，最终以报警作为威慑，追回了未收到产品的钱。但已经收到的产品，对方既无法提供小票，也拒不承认是假货，更不退货退款。后来刘羽和其他几位被骗的时尚博主一同商讨如何让这位假代购退货退钱的时候，才发现，她们几个当中，被骗的时尚博主居然很多都处于备孕怀孕或者刚刚生子的状态，目前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此事，而她们并不愿意此事让家人知道。对此，有博主曾试图找到Gio的工作室私信寻求帮助，但刚问到夏某豪，还未说明事情原委，对方便立刻对被骗博主声明，夏某豪也就是Gio的代购行为与工作室无关。这意味着她们无法通过其所在的工作室获得有效帮助。刘羽也曾咨询过山东当地的警方，警方也为此进退两难，虽然代购被骗的数额巨大，但想要立案，需要很繁琐的流程，仅仅一个司法鉴定就要等很久，虽然警方已经掌握了Gio的具体信息，但并不能立刻解决代购被骗问题。怀孕在身的刘羽和其他人一样，只能等产后再处理此事。在这里不得不感叹，谁能想到一个为吴亦凡靳东和李佳航做造型的职业造型师，居然是一位假代购呢？更可怕是被骗的还都是以孕妇和准孕妇的时尚博主为主，这像不像一场精心设计的预谋？代购行业去“真”存“伪”电商法的推行，是海外代购的分水岭，它确实刺激庞大的代购群体分化，但实际上逼退的到底是哪部分人，还难以准确辨认。
有位常年通过代购买货的朋友在知乎上透露，从1月1日起，可能一些原先以超低价吸引消费者、造假嫌疑最重的“大佬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了，但现在代购圈的情况是，人人都照旧。这种论断或许不完全正确，首先，有了税费的阻拦，一些身份真实的留学生或旅游代购群体，从国外购买真货回来必然要大大增加成本，从而压缩利润空间。当成本和利润逐渐失衡，他们中的一部分会选择直接放弃，也有一部分试图加入国际电商平台成为专业买手，又或是转做国内买不到的小众商品。但不管选择如何，卖真货的代购都面临着生存难关，数量也必然削减，这点相关数据已经从侧面证明。总部位于名古屋的MTG面部按摩设备，10月至12月期间的销售额同比下降12％至140亿日元约合8.5亿人民币，这主要是受去年海关重点排查和严惩的影响。另外，Coach母公司Tapestry早前也在财报中坦承，中国游客在纽约等境外城市的消费已经出现疲软现象。真货代购减少，相对地，却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卖假货或是真假掺卖的。因为假货本身就是国内制造，不走海关，这些代购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他们照样可以维持低价吸引消费者，或是干脆顺势涨价，以诱导因真货代购人员缩减而正寻求新代购的客户们，这部分人通常认为越贵越真。当然，这种操作的前提是，国内产品的造假水平确实从粗制滥造变成了足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尤其是在奢侈品和轻奢领域，衣服包包比化妆护肤更难以判断真假，大多数奢侈品专柜也不给消费者验货。而至于代购所谓的购物小票、消费凭证、身份卡等证明，淘宝专门从事票据印刷的商家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一名快递业内人士表示，在地下工厂众多的地区，会有中间人收集境外的快递单号，然后进行转卖。只要拿到了这样的单子，从福建发货，物流信息上显示的却是香港。电商法之前，一些高仿品也有出国“镀金”的操作：先在国内大批量造假，再一批批运出去，然后从国外邮回来，就有了海外发货凭证和入境证明。不过，在电商法之后，税收和国际运费的增加，可能会驱使他们直接转向凭证造假的更便捷路径。所以说，从地下工厂生产，到网上销售，再到中间人提供单号，最后到异地上线，这条灰色的产业链很难仅通过加征税费来打击。而成千上万的产业链条网罗了庞大的代购群体，消费者可能因为一件假货而放弃一个代购，但不能保证她不会跳进另一个坑。一位消费者直言，能25岁之前找到自己信得过的各国代购，这已经着实幸运。你找代购的心理，假代购比你更清楚从美妆护肤到奢侈品，从低价到高价，每个消费层级的用户习惯、心理，或许没有人比代购摸得更清楚，而为了应对不同的群体，代购的套路明显也在进化。通过近来的一些案例，可以发现，现在的代购已经普遍从原来低价折扣的增量阶段脱离，转而进行精细化“运营”，而其中套路庞杂、防不胜防。
首先，身份伪造和包装更为高端化。代购圈伪造为留学生、白富美的不在少数，她们直接盗用别人的视频，冒充自己在海外，又或将房间布置成商场专柜的模样，拍照后谎称是国外的买手代购实拍图。这部分代购通常广撒网多捞鱼，收的是智商税，但如今更高明的手段是立体包装，通过一些人脉混迹于某个特定的圈子，拿被包装过的头衔获取潜在用户的信任。就像上文案例，刘羽遇到的代购，后来得知他其实只是为一些明星临时做过一次造型，就把自己标榜为明星造型师，而这个标签却让不少人潜意识认为他没有必要卖假货。其次，真货在前、假货在后。这点是真假掺卖的惯用套路，消费者通常会借由前几次的购物体验，来确定对代购的信任度，尤其是配合初始的低价策略，用户自然而然认为代购有特殊渠道可以获得便宜的真品。而后，他们再购买产品也会降低防备心，毕竟也不会有人每次都去检测。再次，套路更深的是情感营销，无论是起初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还是被质疑有假货时，不到撕破脸皮之前，代购的演技堪称精湛。就像前段时间轰动一时的张慌慌事件，她原本计划的退货计划，通过卖惨和甩锅已经得到全员同意，结果半路杀出个前男友，直接证实了她是知假卖假，结果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
但这也说明，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代购的容忍度颇高。一方面，简单的软件测试不能完全认定产品为假，通常代购一番“义正言辞”的借口，有些人也就没再较真。而另一方面，段位更高的代购，他们深知越是消费能力高的用户，反而更不会把买到假货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这种心理反而成了假货代购持续的一层保护膜。在奢侈品代购领域这并不少见。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买家和代购看似相互依存、谋求信任，但实则更像是一场猫鼠游戏，买家主导交易，虽握有主动权，却总是被伪装的“老鼠”耍的团团转。代购已死，代购重生，这个行业真的在走向正规化吗？（文中王婧、陈琪、刘羽均为化名。） 

很多人都说，是电商搞死了实体，那么电商的崛起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接下来我们听听大伙儿的说法


1，任何事物存在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最近几年我国电商之所以迅猛发展，其实也是正常的一种市场竞争结果，是消费者选择的一种结果。可能很多人都会说，电商的崛起让很多实体店没生意做，很多实体店纷纷关门倒闭。这对于那些不会上网，不会运营网店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而且相对实体店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来说，电商在就业岗位上就相对少些。比如京东一年的销售额达到4600多亿，创造这么多销售额京东只需要16万人，如果把入驻商家计算在内，估计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在50万以内。

但如果换成实体店，按照单店平均营业额50万计算，那京东一年的销量至少相当于92万个实体店的销量，按照一个实体店2个就业岗位计算，这些实体店至少可以提供180万个就业岗位，现在京东只需要16万人就可以完成这个规模，意味着社会上减少了164万左右的就业岗位。所以从就业岗位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实体店的迅猛发展会对就业有很大冲击，弊大于利。


2，电商价格透明，恶性竞争，卖得多也不挣钱，一个东西网上一搜，看起来都一样，有卖100的，有卖80的，有卖50的，有卖30的，特么的还有9.9包邮的。那么你靠品质，靠真货的还卖的出去吗？还提什么精工制造，还提什么振兴制造业，都搞假货去了，做品质的都搞死了，谁还去创新？大家知道什么叫直通车吗？你买东西最多翻10页，为啥你的店能排到前面，不是靠口碑做出来的，你得烧钱得给交钱给平台开直通车，用户才能搜的到你家的产品！

那么卖的多挣钱吗？也不挣钱，因为你要便宜，你要烧钱推广。烧完了怎么办？再来个不怕死的接着烧。某宝号称几千万个店，也就前面几页的卖卖货，赚钱的不到百分之10，而这百分之10把所有流量都吸走了，线上其他百分之90都是死的，还搞的线下实体店哀嚎一片，所以你说利和弊哪个更大？ 

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的衰退是市场共识，基于 MAU 及活跃买家数高速增长来获取高的 GMV 增速的时代逐渐过去的大背景下，电商平台都在专注做两件事，a)稳住现有的用户，提高 app 用户停留时长，购买频次；b)稳住平台上的商家，最好能二选一，但这个跟平台希望获取更多的广告或者佣金收入先天是背离的，因此需要提供更多服务，并寻求一个平衡点。

同时我们观察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表现越来越明显的消费型互联网公司的囚徒困境，同行业公司 A 的市场投放表现除了自身的获客需求外越来越多的取决于竞争对手的策略，表现在下半年很多公司的销售费用或者用户补贴远超市场预期。我们通过梳理各大电商和互联网公司的获客成本、老客维系成本，以及其他互联网公司的广告收入，来回答市场关心的几个问题：

从获客成本看，阿里仍然是最合算的获客生态

经验来说，互联网平台获得一个新用户的成本，是维护一个老用户的 5—10 倍。我们假设新用户的获客成本是老用户维系成本的5 倍，折现率为 8%。经过测算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的 6 年用户价值贡献现值/6 年用户成本现值的比率分别为 8.54、4.68、4.06。

目前的流量已经进入一个不进则退的存量博弈阶段

流量是电商，甚至可以说是所有互联网公司的核心资源，电商平台都努力从外部获得更多流量，保住已有流量，并掌握流量分发的权力。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增长放缓，网络购物 app 的日均使用时长基本不变。我们详细测算了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美团、趣头条、宝尊、微博等互联网公司为维系流量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我们发现新的公司的流量开支占比明显高于阿里巴巴等偏成熟型的平台。初创的公司想要获取流量的难度越来越大，互联网流量已经进入一个存量博弈的阶段。

类似美团这样的平台型公司损益表还没有到稳定时刻

以美团为例，市场对 4 季报有一些担忧，主要集中在 4 季度外卖业务的环比下滑以及跟阿里在本地生活领域的消耗战前景的不明朗。我们用不同的美团市占率，变现比例的假设前提给美团核心外卖业务的损益表做了个测算，单票营业利润差异巨大，目前公司的损益表远没到稳定时刻，需要市场更多的耐心观察。

从电商产业链看消费互联网公司

电商产业链主要有四类玩家：(1)阿里、京东、拼多多、唯品会、苏宁等平台型公司；(2)上游的物流供应链公司，典型的诸如三通一达，菜鸟网络；(3)伴随着成长的第三方服务商比如线上代运营公司(如宝尊电商)，众多的移动广告营销公司，品牌运营公司诸如南极电商，直播网红经纪人团队，网红品牌运营商比如最近提交美股 IPO 招股的如涵控股等等；(4)海量卖家。

我们先来聊聊(2)快递公司，包裹量的变化是研究电商产业非常好的锚。过去 3-5 年整个快递行业都是高速的资本投入期，扩大(保住)市占率，增加营收是大部分快递公司的经营核心目标之一。另一方面增加的单量会摊薄成本，所以过去几年快递公司能够主动或者被动地降低快递价格。但是一旦某一家获得市占率的绝对优势或者某几家形成价格合谋时快递就可能涨价，这对平台型公司里面的众多卖家非常不利，因为对大部分卖家而言，快递成本占收入的 10-20%。当然阿里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阿里在物流供应链的布局分两步走，第一步成立菜鸟物流，拉三通一达及顺丰入股，要求在阿里云平台上传物流数据；第二步相继参股三通，以防万一。菜鸟物流成立推进电子面单在业内被认为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伟大举措，电子面单的普及大量物流数据的上传和分析，也确实帮助仓干配做了很多优化，同时帮助很多平台上的卖家做仓储库存优化，这些对时令商品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衍生出很多数据服务商。

综上，整个快递行业目前来看还在争地盘争市占率的背景下，快递收费对淘宝，拼多多等平台上的卖家还处于友好期，这个假设前提非常重要。同时三通一达的电商包裹去向切片数据来看，也确实印证了低线城市人口逐步接受电商，即我们的活跃买家数还在增加的前提，这些都是电商增速的中微观基本盘，从目前邮政给的快递包裹量数据及 2019 年增速指引看，我们认为整个电商行业基于包裹量的增速在 20-25%，电商还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

对于(1)，我们必须得承认，整个大的背景就是移动互联网的人口红利迅速消退，基于 MAU 及活跃买家数高速增长来获取高的GMV增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就是居高不下的销售费用和获客成本，以及要珍惜已经杀出来的玩家们诸如拼多多(当年微信给的电商第一入口是京东，拼多多只是在最开始没有被微信封杀而已)。对于所有的非自营平台性公司诸如阿里，拼多多来说，能做的无非两件事情：

(A)稳住现有的用户，提高 app 用户停留时长，购买频次，这里面衍生了两种发展趋势，内容化社交化以及大数据帮助下产品的精准推送提高转化率，同时又诞生很多有意思的生态，比如淘宝得网红带货产业链，中小平台型公司诸如小红书，云集等；未来我们认为还将诞生一批电商大盘子中的微创新小而美。

(B)稳住平台上的商家，最好能二选一，但这个跟平台希望获取更多的广告或者佣金收入先天是背离的。所以大家的打法开始变得更加含蓄，比如 C2M 给商家赋能。

当然从电商整个的基本盘看，平台型公司类似商业地产，只要我的流量获取成本和卖出成本还存在剪刀差，只要线上开店比线下还是有成本优势，线上线下增速的剪刀差就会一直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无形的手也是一个重要变量，典型的就是税收和监管。电商税是行业的一个无差别的利空，同时要求平台负有监管义务这一点打在了七寸上。我们认为市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后者长期的影响，平台有罪论 or 无罪论一直是法理上的争议点，可以参考美国监管及对谷歌，亚马逊等巨头的微妙态度。

我们对小型卖家的税收做了敏感性测试。假设一个小型卖家，就是夫妻两人，年销售额为 100 万(不含税)，利润率为 30%(这个假设没考虑这对夫妻的职工薪酬)。因为是小卖家，假设，对他们而言，店铺成本主要是商品进货成本以及广告推广费用，且都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卖家申请为一般纳税人，适用 17%的增值税税率，则需要缴纳 5.1 万元的增值税。如果申请为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的征收率，则需要缴纳 3 万元的增值税。所得税方面，如果登记为企业，则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减半优惠，30 万元的利润需要缴纳 3 万元所得税。如果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则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所得税为 3.75 万元。综合来说在不考虑其他小税种的情况，对这个卖家而言，一般纳税人-企业需要缴纳 7.8 万元，一般纳税人-个体工商户需要缴纳 8.55 万元，小规模纳税人-企业需要缴纳 6 万元，小规模纳税人-个体工商户需要缴纳 6.75 万元。也就是至少要交 6 万元的税，净收入从 30 万元降低到 24 万元。

互联网的大部分公司花式烧钱获取用户，培养了习惯后，无非是希望通过某个领域的江湖地位收取合理“治安维护成本”。这一点从电商，到打车，本地生活，视频网站等大大小小的行业来看莫不如此，囚徒困境的案例时有发生。所以从投资或者研究的角度有时候主要矛盾经常会变。比如 3-5 年网生内容产业链的矛盾是互联网巨头在自己没有制作能力的背景下烧钱买优质版权获取头部内容去吸引用户，于是剧集价格屡创新高，影视剧公司短期盆满钵满(因为从原来的电视台单一甲方迅速多了一批更加慷慨的甲方爸爸)，典型如 14,15 年的慈文传媒以及 IP 版权拥有方阅文集团，那个时候诞生了一大批富豪作家。现在来看爱奇艺，腾讯的付费会员数均超过 8000 万，从综艺到剧集逐步拥有非常好的制作能力之后，啥时候能赚钱真的就看优酷(阿里)啥时候放弃了。同样的案例有饿了么同美团在外卖领域的争夺，对于阿里来说，除了核心商贸业务，其余全是亏损，在电商行业增速放缓，商家受经济不景气广告投放变少时，出血点太多的时候会有取舍，这时候会对行业内的其他公司影响深远。阿里之于京东、拼多多，阿里之于美团，美团之于同城艺龙、携程。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伴随着老龄化，少子化以及整个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衰退给创业者非常尴尬的情境。但是值得欣喜的是这几年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愿意为优质内容付费的用户，这是一个消费上的巨大进步，随着技术的进步，硬件的创新，5G 时代的到来，内容的变现一定会产生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新的形势，这些也都是传媒互联网的基本盘。也是我们非常乐意在这个领域深入研究的最大原因。

从获客成本看，目前争取新流量到底是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业内有很多参数衡量一个 app 或者平台公司获客的健康状况，比如用销售费用变化值/买家数变化值来衡量当期的获客成本，再比如一家快速成长的公司诸如拼多多，消费费用除了用户优惠券等直接获客的费用，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占比来自非直接获客的品牌营销，比如各种头部综艺节目的冠名，这些不直接产生获客，所以从某一个单一维度很难看清某家公司的获客是否是一个良性状况。

我们认为，对于用户数据超过 3 亿这种量级的平台型公司，一定要系统的看老客留存和新获客综合的成本，借鉴 SaaS 行业的研究经验(其实我们认为道理是相通的)，不妨看下一个典型的用户在平台累计贡献的价值跟平台维护这个用户的投入成本倍数比较。

根据行业经验，互联网平台获得一个新用户的成本，是维护一个老用户的 5—10 倍。我们假设新用户的获客成本是老用户维系成本的 5 倍。经过测算，阿里巴巴的平均获客成本从 2013 年 9 月的 12.17 元/人上升到 2018年 12 月的 77.99 元/人。用户人均 GMV 方面，随着用户使用年份越久，其人均购买次数和人均 GMV 都会高于新用户。阿里巴巴 2018 财年年报中披露，使用 5 年的老用户全年下单 132 次，总额 12000 元，而使用 1 年的新用户全年下单 27 次，总额 3000 元。假设前几年的人均 GMV 线性增加，按 2018 财年的货币化率 3.66%，考虑到阿里巴巴已经比较成熟，折现率 8%，我们得到用户 6 年内贡献的收入现值合计为 1231.74 元，大于获客成本和维系成本的现值合计 144.31 元。

京东的活跃买家数在 2018Q3 出现负增长，环比减少了 860 万。2018 年 Q4 活跃买家数企稳，环比增加 10万人。获客成本从 2016Q3 的 44.23 元/人上升到 2018Q4 的 103.90 元/人。京东的毛利润与 GMV 的比值为 4%左右。考虑到京东 2018 年的 GMV 为阿里的 0.6 倍，所以假设京东不同年份用户的人均 GMV 为阿里的 0.6 倍。假设折现率为 8%，我们得到用户 6 年内贡献的收入现值合计为 901.10 元，大于获客成本和维系成本现值 192.42元。

拼多多早期主要通过拼团等社交玩法，依托微信生态获得用户，因此获客成本较低。随着用户数增加，获客成本也增加，获客成本从2017Q2的1.95 元/人上升到2018Q4的54.71 元/人。人均GMV 也持续上升，从2017Q3的 309 元上升到 2018Q4 的 1127 元。根据我们测算拼多多用户第一年的平均 GMV 为 577 元，第二年为 1517 元，假设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的用户 GMV 同比增长为 60%、50%、40%和 30%。货币化率为 2.80%，并每年增加 10%。我们得到用户 6 年内贡献的收入现值合计为 412.92 元，大于获客成本和维系成本现值 101.76元。

目前的流量是一个不进则退的存量博弈

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增长放缓，网络购物 app 的日均使用时长基本不变。截止 2018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用户 7.88 亿，同比 2017 年 6 月增长 8.84%。手机网民占全体网民的比重也由 2013 年 6 月的 78.5%提升至2018 年 6 月的 98.3%，移动互联网的用户规模逐渐接近天花板。另一方面网络购物类 app 的日均使用时长基本不增长。根据极大数据的统计，网络购物 app 的日均使用时长从 2017Q4 的 11.1 分钟下降到 2018Q3 的 8.6 分钟，仅占用户日均 4 小时左右使用时长的 4%左右。日均使用时长最长的是社交类 app，其次是网络视频类 app。由于短视频的兴起，2018Q2 网络视频类 APP 的使用时长增加，因为移动网民的日均使用总时长在 4 小时左右，所以社交网络类 APP 的时长相对减少。

流量是电商，甚至可以说是所有互联网公司的核心资源，电商平台都努力从外部获得更多流量，保住已有流量，并掌握流量分发的权力。比如 2004 年 eBay 与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签署排他性协议，以封杀淘宝在后者的网站上打广告，阿里巴巴通过小网站、以及百度搜索来导入站外流量。2007 年百度成立 C2C 交易平台；2008 年阿里为了防止流量外泄到百度，屏蔽了百度。比如拼多多推出官方推广返佣平台多多进宝，设定返佣率高达 20%，进而吸引推广客，获得流量。

我们观察到因为“双 11”、“双 12”等活动，电商平台都会在四季度提高销售费用。较高的销售费用对不同平台收入的影响不同。阿里巴巴销售费用与收入的比例维持稳定，且 Q4 的比例反而低于前后两个季度，说明销售费用支出有效提高了平台的收入。京东二季度有 618，四季度有双十一，所以京东的销售和市场费用在二季度和四季度出现了两个高峰。2013-2015 年，京东四季度的销售费用占毛利的比例不及二季度。而从 2015 年开始，这一比例在 Q4 均超过 Q2，从侧面反映京东为参与“双 11”、“双 12”电商竞争的成本投入更高。

拼多多的销售费用占比从 2017Q4 降到低点 64%后又逐步上升。2018Q4 的占比达到 107%。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拼多多目前的策略还是扩大市场份额，所以短期内会加大销售费用投入，通过冠名热门综艺、投放各类线上线下广告等一系列方法扩大品牌知名度。美团的销售及营销开支主要用于向用户提供折扣优惠券以及推广线上线下品牌活动。2017 年美团为促进餐饮外卖业务发展，交易用户激励支出由 2016 的 26 亿元增至 42 亿元，同比增长 61.54%。2018 年四季度起，美团用餐饮外卖会员制度及假日优惠券套餐等营销措施提高用户购买频次，交易用户激励由 2017Q4 的 13 亿元增加至 2018Q4 的 15 亿元，同比增长 15.4%。而由于平台商家和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带来收入高速增长，美团的销售及营销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即销售费用率逐渐下降。 当然美团这类公司的会计处理方式跟电商平台不一样，不能同类比较，我们会在后文详细分析。

电商服务公司宝尊电商销售费用的高峰也出现在 4 季度，且销售费用占毛利的比重出现小幅反弹。宝尊作为电商代运营公司，广告及推广费用中包含了宝尊为品牌客户提供的推广营销服务的成本，因此在电商营销旺季的四季度，宝尊的销售费用也水涨船高。考虑到宝尊电商在从经销模式(承担库存，收入确认为商品销售收入)向代理模式(不承担库存，收入确认为服务费)转型，因此我们计算销售费用占毛利的比重，剔除了商品成本的影响。宝尊电商的销售费用占毛利的比重在 2017Q4 之前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到了 2018 年略微出现反弹。2017Q4 的销售费用占毛利的比重为 37%，2018Q4 上升到了 39%。另外 2015、2016、2017 年宝尊付给阿里巴巴的服务费分别为 1.44 亿元、2.46 亿元和 3.52 亿元，主要为营销服务，占当期宝尊电商毛利的 16.69%、16.75%和 15.78%。宝尊电商购买流量的成本占比基本维持稳定。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腾讯、微博等非电商类互联网公司的广告业务收入在 4 季度都出现了明显的高峰。我们认为四季度时候电商平台和电商卖家在向外部大量购买流量。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随着经济不景气，广告主的支出降低。2018Q4 腾讯的网络广告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8%，增速低于 2018Q3 的 47%，也低于 2017Q4 的 49%。我们认为在经济持续减速、广告主预算吃紧的情况下，互联网公司广告业务收入增速也将放缓。百度在线营销收入在总营收中占比保持高达 95%以上。但近两年因搜索业务竞争加剧以及部分广告引发的社会事件导致流量红利逐渐流失，2018Q4 百度活跃客户为 52.9 万家，同比增长 15%，客户人均花费 4.01 万，同比下降 4%。广告业务收入增速逐渐下降，2018Q4 增速降至 4%，百度需要采取新的策略吸纳存量流量并变现。

微博的广告收入主要来自中小企业以及核心客户的广告投放，微博提供了展示类、信息流等多种广告形式。因为微博具有社交属性，而且用户关注是根据自身兴趣，关系流叠加兴趣流，提高了微博广告的转化率。成本方面，微博需要和智能手机厂商、广告媒体、头部 APP 等合作在营销上进行互补，获得外部流量。在 2017-2018年经历 70%以上的高速增长后从 2018Q1 开始逐渐放缓。2018 年四季度，微博的中小客户同比增速仅 8%，品牌客户的收入也在三年中首次超过中小客户。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供给大幅增加带来的价格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微博广告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销售费用率从 2016 Q3 开始反弹，从 21.52%上升到 2018Q4 的 29.16%。

趣头条通过现金奖励老客拉新和使用，通过这种忠诚度奖励来增加活跃用户数。趣头条的用户数增长迅猛，从 2016 年 6 月推出到 2018 年 12 月，MAU 已经达到 9380 万。收入方面主要是广告，广告收入占 2018 年收入的 93%。2018Q4 趣头条的日活跃用户的参与成本为 0.2 元/人/日，新用户的获客成本为 6.57 元/人。虽然还比较低，但是考虑到趣头条的 MAU 还仅有 9380 万。 根据我们测算，拼多多 2017Q3 年度活跃买家数达到 1.57 亿的为时候，老客维系成本为 0.012 元/ 人/日日为 ，获客成本为 5.49 元/ 人。阿里巴巴在 2013Q3 年度活跃买家数达到 2.02为亿的时候，老客维系成本为 0.027 元/ 人/ 日，获客成本为 12.17 元/ 人。所以考虑其较低的用户体量，趣头条的获客成本和老客维系成本并没有特别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互联网流量已经进入一个存量博弈的阶段。

以美团为例，大部分平台型公司损益表远没到稳定时刻

美团不久前公布 4 季度财报，股价后来的走势也部分反映在了市场的担忧，主要集中在 4 季度外卖业务的环比下滑以及跟阿里在本地生活领域的消耗战前景的不明朗。

我们认为美团四季度外卖业务环比下滑主要受三重不利因素影响。(1 )宏观环境不利，非刚需的消费意愿有所下滑。(2 )同业竞争加剧，竞争对手饿了么加大了补贴力度。(3 )外卖市场开城红利的减少。

美团本身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我们之前有专门针对美团公司的深度报告，在此不赘述，本文主要集中在美团的尴尬局面其实反应了行业竞争格局非稳态情况下公司财务报表以及利润可测性的变差。对于美团来说，核心外卖业务未来盈利能力敏感参数主要有三点：1)整个外卖行业单量或者单均价的增长；2)美团可以实现的变现率(商家扣点+配送费)，3)行业竞争造成的补贴率变化。

财务上，美团对用户的补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部分直接冲销收入(会导致变现率表现不好)，一部分反映在财务报表的用户激励费用(销售费用率上升)，同时阿里没有就饿了么单独披露细项的财务数据，所以以下的分析部分来自草根调研的数据，可能会跟事实有出入，仅供参考。

美团最新财报显示，2018Q4 外卖业务收入比 2018Q3 环比减少 1.5%，该减少乃受总交易金额增长放缓及变现率由 14.0%降至 13.7%影响。变现率环比略为下跌因为竞争加剧及宏观经济逆转导致补贴增加。除了部分补贴以收入冲销的方式，还有部分是用户激励费用。2018Q4 美团用户激励费用提升至 15 亿元，同比增长 15.38%。根据我们的草根调研的结果，美团补贴率约为竞争对手的一半，大概 3%左右。由于草根调研的局限性，补贴率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

在补贴方式上，美团与饿了么有所不同。平台端的补贴更加精细化，针对各自不同的目的，优惠的方式也不太一致。饿了么通过补贴商户或调低佣金率等吸引商家入驻，鼓励商家提高优惠力度来吸引用户，以及较为常用的通过红包吸引用户。美团则加大了对老用户、高价值用户的补贴力度，以此来巩固和提升市场份额。我们根据草根调研的结果，测算美团 4 季度真实的用户补贴金额(用户激励+收入冲销)在 25 亿元左右。

我们不妨做个简单的弹性测算，不同的补贴率和竞争格局对于美团外卖业务的影响。

上一轮烧钱大战中活下来的互联网企业，都开始向下游转移成本了。

滴滴将司机的抽成从20%提高到了30%，链家把中介费提高了一个点。引起行业公愤的，是美团外卖把商户的抽佣比例从18%提高到了22%。

各种新闻报道里，美团被描述成了垄断市场的恶人，甚至北京“一品三笑”快餐的倒闭也算到了美团外卖的头上。很多商户说，美团要收网了：

都快成税务局了。

很多商户因此退出了美团。对此美团的回应是，他们没有竞争力。

没有退出美团的，当然要把成本继续转移。在北京国贸CBD上班的郝大星，以前花20块钱就能吃到送上门的三个菜和一个饭后甜点，后来菜就越来越少了，甜点也从提拉米苏变成蛋黄派。

今天中午他收到外卖，发现只有三个菜，没有甜点，他去找商家评理，商家和他说：

您看到袋子里有个果冻了吗？那就是您的甜点。

美团外卖上市后，人们才知道外卖的烧钱大战有多么惨烈。

上市前，美团外卖一年的收入大约在210亿，但付给骑手工资等费用就达到193亿，还要加上对用户补贴的42亿。

即使不算其他成本，美团也要亏很多钱。

美团提升商家抽佣以来，财报好看了很多。根据其2018年半年报看，外卖收入大约在202亿，给骑手们的工资等费用大概在140亿，给用户的补贴为24亿。

但是，很多商家赚不到钱了。

众所周知，餐饮业的毛利率能达到30%已经很高了，现在平台直接抽走22%，很多人就无钱可赚了。能赚钱的，有很多不是餐馆，只能叫半成品食品加热处。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不会有反常识的商业模式存在。

郝大星的提拉米苏20元套餐，还要让快递员骑车15分钟送上门，是不正常的。

想要叫外送，就要出快递费。朴石对比了美团外卖的数据，发现虽然收入几乎翻番，但是骑手的成本只增长了50%。

美团的生意模式，是劳动繁重、收入低得可怜的外卖小哥撑起来的。很多互联网公司，最后还是要依靠人口红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团应该被千夫所指，即便它早已经占据60%的外卖市场份额，属于《反垄断法》中定义的“明确的市场支配地位”。

美团和饿了么的市场份额，是充分市场竞争的结果。

做大之后，美团确实按捺不住自己垄断的心思，比如要求商户在美团和饿了么之间“二选一”。

金华和无锡都已经约谈或者处罚过它，“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实名举报海南美团要求“二选一”，涉嫌不正当竞争，已经被立案调查。

这证明，行政的力量在制约美团的垄断动机。

更重要的是，市场会做出选择，那些退出美团的商户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美团的抽成比例超过大多数人的极限，会有新的外卖势力出现，市场会给美团以惩罚。

不是市场份额大就一定会造成垄断。垄断，是人们别无选择。

在线外卖只占餐饮市场的7.5%，美团真的强大到能够逼死餐馆吗？

美团提高商家抽成这件事，似乎并不需要行政力量来解决。

当然，这么多年来朴石也一直好奇，滴滴吞并快的的时候，《反垄断法》去哪儿了？

在如今的移动支付领域中，除了微信和支付宝有着大量的市场份额和用户之外，此外还有不少的平台在市场中有着很好的用户基础，其中最有实力的还是云闪付。它是中国银联旗下的移动支付平台，有着很强大的背景和后台，业务渠道和经营空间也是不小，在对比支付宝和微信上虽然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在运营上云闪付就有着很强悍的实力，这两年间发展迅速。支付宝每年都要花费巨大的资金来进行线下用户拓展，今年也是如此。

12月份支付宝撒出去15亿来拓展市场，只要使用支付宝的花呗进行产品支付交易就能得到返现的机会，连续使用花呗15天以上就能瓜分15亿大奖，虽然不少用户每天只能抽到几毛钱，但总的计算起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如今，云闪付也效仿支付宝希望通过撒钱来提升用户关注度，培养用户消费习惯。中国银联作为资深的支付服务商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在结合当下火热互联网技术相信云闪付也能有对抗支付宝的实力和技术。云闪付依靠背后的资本，掏出20亿来搅局，也算是大手笔了。中国银联通过撒钱将会实现对支付宝和微信的绝地反杀，就在大家都认为云闪付在行业中远弱于支付宝和微信的时候，它的适时出手才会有更大的惊喜。在花钱这个问题上，支付宝对云闪付，可是说是遭遇到了最强的对手了。

当前微信不舍得花钱做活动，云闪付就成为能牵制支付宝唯一的平台了，网友也是纷纷表示：云闪付可是不差钱的！如今支付宝与微信支付已经先后完成与网联统一清算平台的系统对接测试，并正式被“收编”，今后将共同为用户提供服务。而云闪付则是银联牵头并联合几十家商业银行打造的一款支付工具，目前占据国内移动支付市场的第三位，仅次于支付宝与微信支付。

虽然，支付宝与微信支付作为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分别占据市场50%和40%以上的份额，两者相加近乎于92%的市场份额，但随着金融强监管时代的来临，央行有关客户备付金新规和统一清算系统的新规不断实施，给所有第三方支付机构套上了枷锁，已经让移动支付平台躺赚的日子没有了，再也不可能野蛮生长。目前来看，网联与银联都是今后唯一的清算系统，尤其是银联不仅仅是清算机构还肩负着支付功能的性质，这本身就加剧了国内移动支付市场的竞争。

另外，金融监管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为防止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打击金融犯罪行为，与此同时，为保障用户的资金安全，监管机构会不会在未来统一提供移动支付服务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云闪付未来就会是承担着很艰巨的重任，它的崛起也就成为了必然，如今支付宝和微信也该头疼了！ 

对美团来说，这或许预示着一个警世故事。
在上周股价大跌的同时，有证据显示，美团与阿里巴巴之间争夺外卖市场份额的战争正在冲击前者的利润。

过去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当你和媒体斗争时，不要和那些按桶买墨水的人打口水战。将这个比喻扩展开来就是，与财力最雄厚份的人竞争很困难的，即使你自己也实力雄厚。
数据显示，美团的运营亏损正在扩大——在截至9月的季度同比翻了三倍，达到了4.98亿美元。即使美团的营收翻了一倍，但亏损并没有改善的迹象。自IPO上市以来，该股已经下跌了约28%。
当然，由腾讯支持的美团也取得了一些成功，比如它的交易总额同比增长了40%。
一个可以说明竞争态势的事实是，美团上周表示，它将“更谨慎地对新业务投入资源，”把重点放在餐馆管理相关的服务上。
“我们也不能幸免于宏观经济放缓，因为我们已经相当庞大，”美团CEO王兴说道。
该公司面临竞争压力和宏观经济逆风的进一步证据是，据《南华早报》报道称，美团一直在探索整合其平台上的数据，以在竞争中获得部分优势。这些数据来自外卖服务、本地分类信息服务和共享单车等各种业务。该公司管理层还表示，希望控制非核心业务的成本，比如它不会向现有市场南京和上海之外扩张网约车业务。
然而，数据或许可以带来帮助，但现金却是武器。正如阿里巴巴在美团9月IPO之前所说，该公司已承诺向外卖服务饿了么注资数十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美团的业绩显示，来自食品外卖业务的销售额约占其总营收的60%。第三季度该业务的增长率接近85%，低于公司整体97%的增速。
关于外卖的战斗，归根结底在于物流。除了承诺向饿了么投入数十亿元资金，阿里巴巴还将加强其物流系统“蜂鸟”，该物流网络在中国各地拥有数千个配送中心。
今年夏天，《南华早报》曾报道称，饿了么供应链将连接到天猫，并将实现交叉效益，因为阿里旗下的这家电商平台拥有约40万名送货员网络。使用现成的物流意味着成本可以在整个业务范围内分摊，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使得客户获取更加容易。
是的，美团在IPO中筹集了42亿美元资金，并在其关键市场的份额一直在增长，从几年前的32%上升到最近的59%。但阿里巴巴也得到了软银的支持，并将饿了么与其生活方式平台口碑进行了合并。
预测赢家或许会很难，但这场战争无疑已经打响。在阿里巴巴的持续竞争下，美团点评想要实现盈利绝非易事。 

滴滴创始人程维今日发给公司全员一封内部信件。在这封内部信件中，程维承认，“6年来我们还没有实现过盈利。”据新京报获悉，滴滴创业6年合计亏损约390亿元。创业6年从未盈利。此前曾传出滴滴计划下半年或明年上市。现在我们一起看看这封颇具争议的内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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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小桔人：

乐清事件发生十多天了。我想大家和我一样，沉浸在对生命逝去的沉痛中。滴滴也陷入了质疑的风暴。我很自责。一切问题都是管理者的问题，事件首要责任在我，责无旁贷。

下线顺风车，深夜停服，上线一系列安全措施，内部取消增长目标，迎接多部委大检查……高速发展的滴滴踩了一脚急刹车。

那天，我在办公区里遇到一位不认识的年轻同事。他走过来拥抱了我一下，说了句加油。心里热乎乎的，很感动。大家最近一定也很煎熬，我给大家写下这封信，让我们隔空拥抱。

滴滴到底有没有价值观？

是不是一家只顾利益，漠视安全、逃避责任的黑心企业？

这些天，我和大家一样带着痛在倾听公众和主管部门的批评、建议，内心也在反思，我们躲不过几个锥心的问题：

滴滴到底有没有价值观，是不是一家只顾利益，漠视安全、逃避责任的黑心企业？

滴滴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保护用户的安全出行？

互联网出行到底是不是一个应该存在的行业？

痛定思痛，问题在我们自己身上！

内部体系提升跟不上规模扩张，就像灵魂跟不上脚

痛定思痛，问题在我们自己身上。好胜心盖过了初心，狂奔的发展模式早已种下隐患。内部体系提升跟不上规模扩张，就像灵魂跟不上脚步。

互联网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组织运送生命，被赋予时代机遇的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肩上的责任和挑战，缺乏敬畏。

我们的安全指标体系存在着盲点，过分关注亿英里事故率、亡人率和冲突率等宏观指标；对重大恶性个案的防控体系还不健全。犯罪分子乘虚而入，给用户带来无可挽回的伤害，而滴滴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但是，亲爱的同学们，痛过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彻底否定互联网出行这一份事业？我们是不是已经彻底丧失信心，放弃梦想，丧失了改正错误的能力？

我的内心是坚定的。让出行更美好，是我们创业出发的原点，也是每个小桔人加入公司的初心。今天的挑战正是我们要继续奋斗的方向。

我们在探索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尽管有人质疑互联网出行的安全性，但我们还是看到了远低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发案率，看到了100%的破案率。

从出租车打车软件起步，我们陆续上线了大数据风险预判模型、人脸识别、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号码保护、行程分享、行程录音、线上线下司机培训等安全功能和保障措施。

每天，有2700万次司乘通话得到号码保护；有超过40万人分享行程，给亲友报平安。每天，客服同学们处理210万次咨询和投诉的进线中，包括1万多次紧急求助；每天，准入审核平台将4万多不合格的申请挡在门槛之外。

2017年，平台事故发生率降低了21%，后座安全带使用率从2.5%提升到10%。大家过去所做的努力都是有价值的。

滴滴绝不是一家黑心企业，

6年来我们还没有实现过盈利！

滴滴绝不是一家黑心企业，也绝不是一家赚钱高于一切的企业。6年来我们还没有实现过盈利。

2018年上半年公司整体净亏损超过40亿人民币。我们出行业务对应GMV的平均Take Rate约为16%，绝大部分返还给了司机和乘客，公司整体对应GMV的毛利率只有1.6%。

上半年，包括司机高峰期补贴、接单和服务奖励、乘客优惠等在内的总补贴返还金额超过117亿人民币。利润绝不是滴滴最关注的目标。

作为承担亿万次交通出行服务的平台，我们会坚持低毛利运营，把收入更多投入安全和体验。

我们仍然承载着亿万用户的信任。每天都有乘客进线为好的服务表达感谢，最艰难的时刻很多司机为我们送来鼓励，每个大区都珍藏着用户和警方送来的锦旗。

正是为了不愧对他们，我们不能轻言放弃，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放下浮躁，投入安全，

彻底补课！

全体小桔人，请大家跟我一起，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放下浮躁，投入安全，彻底补课。我们更需要从文化上把安全第一融入血液。需要我们夜以继日，守护生命，我们才能心安。需要大家相信我们永远不会为利润放弃安全，用户和社会才会心安。

新业态才刚刚起步，我们坚信，融合传统交通行业的安全管理经验，加上互联网的透明和大数据技术，一定会让出行更安全。

行胜于言，让我们用行动赢回用户的信任，重建社会对移动出行的信心。

滴滴要旗帜鲜明地做一家社会化企业。我们将把平台规则和定价机制向公众和监管机构公开，更开放透明地与公众和监管部门、各界专家进行沟通，更虚心诚恳地向外界学习，听取批评建议，更快推动网约车合规进程，与全社会共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化出行平台。

现在，我们正积极配合多部委的联合安全大检查，准备更加深入持久的安全攻坚战。公司现已升级成立安全指挥部。我任组长，柳青任副组长。各战线核心干部都动员和投入进来：

-CTO线调动力量，全面升级安全产品运营体系，最大化降低安全隐患；

-客服体系投入攻坚战役，保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处置到位；

-各业务线协同，迅速推进网约车合规方案设计与落实；

-安全事务部加强对全局安全体系的专业化建设和监督，全力推动警企联动合作；

-其他各部门，在各自战线上共同努力，建设完善公司安全体系。

争分夺秒，倾尽全力。众志成城，All in 安全。

危难关头，要向每一位坚定的小桔人和你们的家人说一声感谢。

我爱大家。

程维

2018年9月7日

今天支付宝对外宣布，法人将从马云变为叶郁青。一时间引起众多网友的强烈反响，当中最大的声音便是：“花呗不用还了？”

@支付宝官方微博支付宝官微也是第一时间作出了解释：1、支付宝的运营主体是【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并非支付宝（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人变更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与实际经营情况无关。2、简单说，这事对你没影响，对我也没影响，只是法务同学叶郁青，你突然火了。3、别想得美，花呗还是要还的！
觉得花呗欠款会被“天下大赦”的同学们可以洗洗睡了，不过关于花呗倒也不是全无变化。从8月31日起，原本可以20元积2分的花呗，将变成20元积1分了。。。
支付宝从支付宝的官方通知中可以看到，花呗、门店买单的积分翻倍活动将于8月31日到期。对于支付宝积分有重度依赖的同学不算是个好消息，而对于手中持有多行信用卡的朋友没有太大影响，毕竟消费领域的各项福利你们几乎都能囊括。所以说，支付宝换不换法人花呗都是要还的，用花呗疯狂消费积分也不会多给了。没了双倍积分，我们权衡自己好手中的各项兑换福利，照样买买买。 

去年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时承诺保持双品牌运营，但言出不到一年，百度外卖员工爆料饿了么以两家公司加速内部融合为由，拟对百度外卖相关部门员工进行减员。对此，虽然饿了么否认了裁员一说，但多位百度外卖现任以及离职员工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却称，所谓因融合而进行的“架构调整”，实则就是要进行人员压减。另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融合后，原本位列外卖平台三甲的百度外卖，其主要定位将变为饿了么高端用户的流量入口。

融合还是裁员

近日，多位自称百度外卖的员工在网上爆料称，百度外卖（北京）开始裁员，并直接给被裁员工“n+1”的赔偿金，裁员范围主要是包括直销在内的非技术部门。对此，北京商报记者向饿了么及百度外卖双方求证，饿了么方面回应称“裁员是假新闻”。而百度外卖市场部相关工作人员则并未否认，仅回应称，“裁员一事暂不涉及市场团队”。

不过，有百度外卖在职以及离职的员工透露，其实多个城市的百度外卖已经接收到内部融合的消息，融合的主要理由是BD（商户合作）、产研等部门能够带来的收益有限，百度外卖的定位是“品质外卖”，不一定需要独立的BD团队，故此次百度外卖减员主要是非技术部门，涉及的城市包括北京、广州以及深圳。据悉，饿了么也在部分城市为融合涉及到的部门人员提供转岗机会，但由于人数有限，且需要通过饿了么团队的面试才能转岗，这在一些百度外卖员工看来，就是在变相减员。

另外，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部分百度外卖离职员工转投百胜外送，这些员工之前在百度外卖就职时，隶属于前百度外卖COO陈青管理的部门，故也跟随陈青跳槽到百胜外送。这些员工掌握大量的品牌商户资源，将为百胜外送提供大量的B端商户、渠道商、代理商等资源。此外，记者还了解到，随着百度外卖董事长巩振兵加盟易到，巩振兵此前在百度外卖的一些“心腹”也将追随他。知情人士表示，百度外卖的中高层几近走空，剩下的一些部门融合后，百度外卖的人员所剩无几。

流量入口

百度外卖从去年被饿了么收购后，频繁的管理层人员变动以及“代理商风波”，对其原有市场份额造成不小影响，平台价值也逐渐减弱。有业内分析人士指出，饿了么并入阿里后，需找到适合自身的位置。目前来看，这一外卖平台是阿里新零售落地线下的重要一环，“百度外卖原有的高端用户资源本就是饿了么最为看重的资源，此次融合的重点就在于如何凸显和发挥这部分资源优势，其余重合的业务板块对于饿了么及阿里而言都不重要”。

事实上，自去年8月24日，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并同时宣布二者将保持双品牌运营后不久，百度外卖内部便开始人员动荡，先是技术核心前CTO耿艳坤离职加盟顺丰，紧接着掌握渠道商和大量商户资源的原COO陈青离开，入职刚被百胜中国收购不久的到家美食会，最后随着巩振兵的离开，百度外卖核心创始团队几乎全部出局。在此期间，百度外卖原物流部、市场、公关等部门的管理层及员工也批量流失，其中部分人员已经转投滴滴外卖以及到家美食会，而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在此轮饿了么和百度外卖的内部融合中，还将有更多的百度外卖员工离开，一位目前仍然在职的百度外卖老员工表示，“也不是不想留下，而是很难留下”。

在百度外卖内部高层不断出走的同时，百度外卖的城市代理商也遭到裁撤。从去年10月开始，饿了么在收购百度外卖后在部分城市强推融合，并直接引发了后来的百度外卖代理商讨薪风波。当时饿了么与百度外卖双方都迟迟未对此事作出回应，直到去年11月，百度外卖首次回应此事，并公开了代理商安置方案。今年1月29日，百度外卖召开大会，宣布裁撤郑州、西安、贵阳、南宁等多个渠道城市经理。据悉，当日共有100多名百度外卖渠道城市经理参加，最终仅保留了约35名。

内部的人员动荡加之多地代理商的退出，不仅让百度外卖丢失了不少市场份额，还造成了用户流失。从今年春节前开始，一直以配送快、服务好而吸引用户的百度外卖，陆续被消费者吐槽存在配送时间超过两小时、配送员服务态度和水平大幅下滑等问题。而在互联网数据中心DCCI不久前发布的无锡外卖市场调研报告中，刚入局的滴滴外卖市场份额已超过百度外卖。业内人士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百度外卖目前在全国的市场发展状况。

也正因如此，百度外卖对于饿了么及阿里的价值不断降低，上述知情人士表示，此前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一是看中百度外卖的技术团队，二是看中百度外卖的高端用户及商户，但现在来看，百度外卖已经不复从前，“目前这家公司在全国的日订单量还不及巅峰时期北京市的数量，现在的百度外卖对于饿了么最大的价值应该就是成为饿了么乃至整个阿里新零售板块的高端用户流量入口”。

生存压力陡增

在激烈竞争的外卖市场，不进则退。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蓬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从最新数据表现来看，美团外卖的市场份额占优，饿了么紧随其后。接下来，背靠阿里的饿了么必将和美团外卖在市场份额上一争高下， “两家都在比商户、比数据，但有品牌、有品质的餐饮商户就那么多，故外卖平台上开始出现问题店面”。近期，北京商报餐饮调查小组报道了多家黑夜宵店活跃在饿了么平台上，也佐证了上述观点。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外卖消费逐渐回归理性，监管部门对于外卖市场的管控不断收紧，中高端市场会是外卖平台重点发力的市场，对于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是这样，对于正在发力外卖市场的滴滴外卖以及百胜外送亦然。近期，滴滴外卖加快规模扩张，百胜外送也开始在全国多地招募配送合作商，并且开始逐步加强对C端用户的补贴力度，激活老用户，吸引新用户。值得注意的是，百胜外送的前身到家美食会自创立之初就定位于服务高端用户，在这一领域也拥有一定优势。 

对此，有业内分析人士分析，百胜中国本身就是餐饮企业，对于食品卫生安全格外重视，另外，作为上市公司，一旦出现食安事件对于百胜中国将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是该公司一直采用自建外卖配送团队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未来的百胜外送很可能会延续此前到家美食会的市场定位，着重发力高端市场。反观饿了么旗下的百度外卖，在经历的一系列动荡后，高端用户流失严重，在这个已经充满火药味的高端市场，生存压力可想而知。

黄金作为一种货币,被赋予了互联网的属性后,其交易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但一些潜在风险点也开始显现。近日,央行下发《互联网黄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就互联网机构销售黄金理财产品进行规范,这也成为央行迈出整顿贵金属市场乱象的第一步。

5月9日,上海黄金交易所官网挂出一则消息称,央行金融市场司起草下发《意见稿》,共有十六条征求意见,为互联网黄金业务设置多条红线,包括互联网机构资质、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方面。这是互联网黄金业务诞生以来的首份监管规则,《意见稿》要求上金所、银行、互联网企业等各市场主体需要在5月11日前提交反馈。

黄金产品是什么?

黄金作为一种货币,由央行监管。在上述《意见稿》中,央行对黄金产品进行了准确定义。

《意见稿》第二条给指出,黄金产品是指除实物黄金买卖外,以黄金账户记录黄金持有人持有黄金重量、价值和权益变化的产品,以及以黄金为基础资产的资管产品和衍生品。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表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金店的金条和金饰买卖外,黄金交易所的现货黄金、期货黄金、黄金T D产品、银行的纸黄金、基金公司的黄金ETF、以及互联网平台的各类线上黄金理财产品,都属于《意见稿》界定的黄金产品。

黄金产品由谁提供?

《意见稿》进一步指出,黄金产品仅限金融机构、国务院和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成立的黄金交易场所向市场提供。委托互联网机构代理销售其开发黄金产品的金融机构,应具备上海黄金交易所银行间黄金询价市场做市商资格(含尝试做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