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

欧洲疫情严重之后，欣慰的是群众们终于开始自觉“家里蹲”了，但运营商又开始发愁了。

因为网上冲浪的需求增加，已经让欧洲互联网出现了严重的拥堵问题。

尽管西班牙电信(Telefonica)、Orange、沃达丰(Vodafone)、Masmovil和Euskaltel等都表示，正在加强自己的网络，但还是扛不住“涨潮”般的流量，这导致政府紧急出手，欧盟委员会出面要求网络游戏公司和视频网站采取措施，限制娱乐方面的带宽占用。

谷歌YouTube宣布从下个月开始默认使用标清（standard definition、SD、480p)画质播放视频；Netflix也降低了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的视频比特率或图片质量。迪士尼的流媒体业务 Disney+ 正式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七个欧洲国家上线，也预计将调整清晰度以降低整体带宽使用率 25% 左右。

远程办公的需求激增，也让微软的服务器压力剧增，紧急对更多商业性组件开始施加限制。包括降低文件检查和同步频率、内容附件的默认下载设置、视频播放的清晰度以及图像的在线预览等。

同样是面对“数据海啸”，当欧洲范围内的互联网服务在拼命“节流”时，中国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却在拼命“开源”。千万小朋友集体上网课，8000万人云监工火神山、雷神山，流媒体平台多部视频免费供网民观看，手机游戏更是迎来了新增高峰……

了解网络的朋友可能会说，这都是“带宽扩容”的功劳。那么问题来了，扩容真的是一件简单易行的小事吗？

数据涨潮背后，中国与欧洲的两种态度

如果询问欧洲运营商，他们肯定会觉得你想太多。

必须承认，欧洲的流量峰值确实激增很大。自从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爆发以来，Facebook称其应用的使用时间增加了70%。Facebook Live和Instagram的浏览量也都在上升。

YouTube流量激增得更多，所以谷歌在声明中表示：“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下，我们将继续与全球政府和网络运营商紧密合作，尽最大的努力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网络的压力。”

要知道，视频(含AR/VR)、社交网络两个领域的应用，占据了移动端流量的前二名。

但要说网络直接瘫痪扛不住了，真的有点让网友们产生“活久见”的困惑。

因为同样是居家生活办公学习，钉钉不到一个月下载量达11亿人次，腾讯课堂10秒开课，更别提远程会议还能自动美颜，直播24小时不间断……中国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怎么就没号召大家“少看点高清”“少上点网”呢？？

答案是，中国的网络扩容行动太迅速了。

不管是基建天团还是互联网阵容，行动力都令人震惊。比如为了让中小学生“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疫情期间，多个省市都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基站搭建。

贵州省通信运营企业累计建设网络教学4G/5G 基站9个，宽带装机14.7201万户，为学校开通专线44条。辽宁三大运营商也紧急扩容互联网带宽710G，新建5G基站1300余个，4G信号增强点位600余个，新增云平台服务器310台套……

而抗住了亿级流量的BAT代表们，效率也十分逆天。钉钉在2小时内新增部署了超过1万台云服务器，创下了阿里云上快速扩容的新纪录；腾讯在1月26日开启了“决战48小时”，程序员们大年初二就开始搭建课堂应用，腾讯会议日均扩容云主机接近1.5万台……此类新闻不胜枚举。

再加上规模庞大的数据中心。根据数据中心白皮书统计数据，我国数据中心机柜数量规模提升，2018年已达到210万个，同比增长约26%，显著高于2015年108万个机柜数量规模。

一些新建的数据中心，如阿里的河源数据中心就在此次疫情期间开始正式对外提供服务，超过30万台服务器可以投入使用。在这样的集体总动员下，自然能够为网络洪峰提供了足够宽敞的容量池。

看到这里，想必不少同学又想喊欧洲运营商和互联企业来“抄作业”了。且慢！扩容可不是你想扩，想扩就能扩的。

不止于技术：想说扩容不容易

当然，这里不是说欧洲没有能力扩容。要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流量，考验的固然是一个地区的信息技术能力，同时也会受到社会文化、经济等的诸多影响。

首先，服务器网络是关键。

我们知道，不同地区在网络搭建上往往采取不同的结构设计。

有的是层次化网络，以若干节点作为核心层，核心层之间网状直连，在不同的核心节点向下疏导。这种网络结构简单，维护起来也很方便。比如某某街道网络出现故障，进行维修就可以了。核心带宽也可以复用，能节省不少成本。当然，这也对核心骨干网络设备的性能要求比较高，一旦核心节点出现故障，整个网络也会直接遭殃。

而有的地方采取的是扁平化网络结构，对于一些传输资源丰富、业务量较高的地区来说，扁平化的直连网络健壮性好，时延小，承载能力也很强，只不过结构相对复杂，建设成本也相对更高。 所以国际大型互联网运营商，都趋向于采用扁平化的网络以降低互联网成本、提高效率。

显然，在网络规模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网络结构、光器件、硬件性能等，都会影响到流量扩容的难度和成本。因地因时制宜来进行网络优化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这也是中国与欧洲在扩容时间线上步调不同的首要原因。

其次，基建决定扩张力度。

带宽不够，基建来凑，在缺乏高性能网络覆盖的偏远地区，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比如中国铁塔就在社交媒体传出山区儿童爬山找网的新闻后，快速前去搭建了网络。

可以说，线上流量和应用的全面覆盖，本身也是对中国网络基础建设的一次查漏补缺。

与之相比，欧洲的数字化进程要更早一些。早在2010年5月，欧盟就曾经制定过一份“欧洲数字化议程”(DAE)，计划到2020年让欧盟家庭享受不低于30Mbps的宽带。

到了2016年，这一标准则提升为至少100Mbps，而且预留升级到1Gbps的空间。所有的学校、大学、研究机构、交通中心、医院、政府机构、科技企业等等，都要达到1Gbps级别。

此外还有个“WiFi4EU”计划，2020年让欧盟每一个城市、村庄都享有免费Wi-Fi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再追加基础硬件投入显然有些过度反应了。

另外，IDC产业奠定潜力。

那么带宽的快速扩容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呢？除了现有网络基础之外，数据中心的支撑是必不可少的。

简单来说，就是电信服务商利用已有的互联网通信线路、带宽资源，建立标准化的专业级机房环境，来提供服务器托管、租用等服务。显然，数据中心越多、越强，也就能成为互联网业务扩容更强劲的支撑。

而受惠于云计算业务的快速发展，中国数据中心的机柜规模和能力显著提升。民生证券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市场规模达到1560.8亿元，同比增长27.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1%)。

其中许多都是BAT等大型互联网/云计算厂商与第三方IDC服务商合作或共建的，并借助云厂商在虚拟化、计算资源管理、云监控等的技术优势，产生软硬件协同的效果加乘。

比如阿里巴巴相继在张北、深圳、上海、青岛等地定制数据中心；腾讯在上海、深圳、重庆、天津进行东南西北数据中心部署。所以在疫情期间，无论是医院系统上云，还是云端视频会议协作，亦或是游戏、视频等富媒体娱乐，都可以快速地支撑起来。

可以说，在IDC产业上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技术领先、自主可控、智能优化，都是能够快速扩容的保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差异也是影响网络扩容速度的一个关键因子。

环保一直是欧洲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数据中心的耗能问题也备受关注。在调研机构Gartner的数据显示，70%的被访者（企业CIO首席信息官）认为电力和制冷问题是他们数据中心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在欧洲，3年的纯能源成本消耗甚至已经2倍于设备购置成本。

所以比起扩建数据中心，欧洲更倾向于倡导节约使用网络。

比如欧洲疫情期间，法国的运营商就计划实行“数字纪律”（“digital discipline”），以确保网络容量不被过多无意义的使用；西班牙的网络运营商也向用户发出请求，希望他们负责任地使用电信网络。

山川异域，风月同网。总体来看，不同的地域风貌也造就了一个社会对网络海啸的不同态度，但努力解决问题却是一致的追求。

疫情之后，我们如何面对新世界的带宽挑战？

疫情导致的流量海啸终会过去，但需要思考的是，伴随着富媒体业务逐渐向高清化、虚拟交互等趋势发展，由此带来的带宽压力将持续拷问现有网络；

与此同时，5G、车联网等带动的边缘计算，更会带来数据的大规模增长和网络需求。

未来网络管理会如何发展，在我们看来有以下方向：

一方面，5G业务会激发边缘数据中心的规模化建设。

众所周知，5G支持的终端密度很大，自然也会带来惊人的数据量。比如无人驾驶、5G智能手机、智慧医疗、云游戏、8k视频、AR/VR等等，都需要极低时延的网络来保障用户体验。

而边缘数据中心的部署，能够把核心节点的IT资源迁移到基站侧，由此让网络资源更靠近用户，从而有效减少延迟。

举个例子，VR技术中，包括了实时三维计算机图形技术、广角立体显示技术、对观察者头眼和手的跟踪技术，以及触觉/力觉反馈、立体声、网络传输、语音输入/输出技术等等，现有的网络架构很难满足VR所需要的快速响应。边缘数据中心与5G网络的技术架构，才能真正增强其终端的运算能力，带来体验上的突破。

同理，将计算资源下沉到边缘数据中心，如通信基站、小基站等，可以让附近的车联网实施高效地完成一系列复杂计算，从而更精准地完成安全避让、物体识别、交通流量分析等操作，让自动驾驶真正得以落地。

届时，人们观看Netflix或YouTube视频时，也可以不用刻意降低清晰度，通过边缘网络，P2P下载流量可以实现本地疏导，进而减少对带宽的浪费，缓解网络压力。

同时，加速绿色数据中心的迭代。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2019年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的数据中心吃掉了1608.89亿千瓦时电量，比上海市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1567亿千瓦时)还多，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2.35%(未含港澳台数据)。

也因此，不少一线城市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规模。北京中心城区全面禁止新建和扩建数据中心。上海则要求到2020年，全市互联网数据中心新建机架控制在6万个，总规模控制在16万个。

这也会直接带动上游服务器等基础设施的迭代，在节能、算法等层面展开新的PK，进而引发新一轮产业格局地震。

例如，DeepMind团队就使用数据中心的大量运营参数数据来训练其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系统，包括数据中心温度、和电力分配等，目标是降低PUE值（PowerUsageEffectiveness，数据中心设施电源能耗与计算能耗的比率）。

而位于张北的北京冬奥云数据中心，同时采用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每年只有约15天是传统模式制冷，由此将数据中心能耗降低了59%，PUE最低至1.13，成为目前全球最节能的数据中心之一。

总体来说，“家里蹲”网上冲浪，或许只是疫情期间的一件小事，也让我们见到了不同社会与国家不同的解题方式。

爬虫爬得欢，监狱要坐穿；数据玩的溜，牢饭吃个够！

在程序员中口口相传的“魔咒”终于开始应验在大数据公司身上。有消息称，9月6日下午，杭州知名大数据服务公司杭州魔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疑似被警方控制，CEO周江翔被带走调查，魔蝎科技的官网也已经无法打开。第三方数据服务公司聚信立发出通告，于9月6日停止了对外提供用户授权的运营商爬虫服务。大数据金融风控公司新颜科技CEO黄向前也被传出遭警方带走调查。……同类机构开始望风而逃，纷纷紧急喊停数据服务。随着互联网金融爆发起来的大数据行业，如今已成崩塌之势，溃不成军。

互金风控面临数据“断供潮”新颜科技、魔蝎科技负责人相继被警方带走，导致两家公司的部分业务线停摆。很多听到风声的大数据风控公司也开始将业务停掉，而下游互金公司也受到影响，锦程消费金融发出的一则通知显示，旗下产品“锦易贷”、“收入贷”，因供应商突然中止提供数据而暂停放款业务。

新颜科技CEO黄向前最新的露面是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2019 WAI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在大会上黄还做了关于大数据风控的发言。被带走或许与数据抓取业务涉嫌侵犯隐私、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助力暴力催收涉黑有关。公开资料显示，新颜科技成立于2018年7月，客户主要面向非银信贷、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理财、社交平台、电商、共享平台等多个行业，截至目前，合作机构数量超过2500家。其中，合作伙伴不乏一些知名互联网金融公司及银行等，例如：马上消费金融、招联金融、苏宁金融、国美金融、宜信普惠、人人贷等。新颜科技已在9月1日通知所有商户，无法提供网络小贷合作协议的商户，9月2日晚上21时关闭所有接口，不再提供服务。
同业公司魔蝎科技CEO周江翔被警方带走调查的原因也与其类似。早在2017年11月，魔蝎科技的爬虫业务曾受到外界质疑，彼时网上流传一篇名为《爬虫凶猛：爬支付宝、爬微信、窃取现金贷放贷数据》的文章，直指魔蝎科技开发的“同业爬虫”产品是“窃取别人家的劳动成果，太野蛮”。其实在2017年，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堂的COO柴银辉、技术总监揭宇飞就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被判刑。数据堂将此事归因于两人的个人行为。爬虫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互金浪潮中，崛起了上千家的大数据供应商，他们通过爬虫采集数据，然后清洗加工，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再输出不同的产品。更有部分大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更加简单粗暴，从黑市采买数据后，简单打包，直接销售给客户。滥用的用户数据，让大家就如裸泳一般，毫无隐私可言。为了搜集数据，爬虫之间的战争也越发地激烈。被滥用的爬虫技术，已经成为程序员的心理阴影。此次聚信立向用户发布消息就称，就是要停止对外提供用户授权的运营商爬虫服务。
网络爬虫，也叫网络蜘蛛（spider），是一种用来自动浏览网页的网络机器人。通俗来讲，爬虫就是一项计算机技术，方便用户自动化、高效率地浏览互联网并从互联网上获取数据。爬虫作为一种计算机技术决定了它的中立性，因此爬虫本身在法律上并不被禁止，但是利用爬虫技术获取数据这一行为就具有违法犯罪的风险了。爬虫使用不当，分分钟就送你进监狱。《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所涉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所涉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就是爬虫在个人信息爬取过程中经常触碰到的“红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了情节严重的几种类型：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属于高度敏感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属于敏感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便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此外，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即使是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也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可能构成犯罪。就以上几种数据，作为有效的信用基础数据，有几家互金公司敢说自己没有使用？有多少大数据风控公司都游走在犯罪的边缘？某位互联网大佬曾经得意说过，中国人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可是自从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实施之后，法律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保护越来越严格，任何个人身份信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未来都将受到严格的隐私权保护。大数据风控行业乱象已久，无论是内部采集还是外购，都需要记住一句话，爬虫有风险，抓数需谨慎，干活之前，请先跟自家法务人员勾兑清楚。 

2014年被马云称为“偷袭珍珠港”的微信红包事件发生后，微信支付已经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7月31日，“8.8智慧生活日”媒体开放日上，微信公布数据，微信支付平台中，商家数量有5000万，除去70岁老人和20岁以下年轻人，在中国，每16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商家。

截至今年一季度，微信支付的日均总交易量超过10亿次。2019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负责微信支付业务的腾讯公司微信事业群副总裁耿志军，接受经济观察网记者在内的媒体群访时说，“原来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已经接近尾声，甚至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但是没想到2019年还有大幅度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当前，移动支付市场支付宝与微信支付两雄并立。支付宝由淘宝起家，天生具备商业属性，微信支付凭借微信的社交属性，快速获得了大量用户，在支付的市场下，微信支付与支付宝的竞争正在加剧。

青蛙PK蜻蜓，微信和支付宝的硬件之争

在上海的便利店里，支付宝的支付硬件蜻蜓已经铺设范围很广，在深圳和北京，微信支付的硬件青蛙也开始试运营。

记者在深圳一座咖啡馆体验青蛙，选择商品后，到青蛙面前，屏幕上人脸识别后，输入手机号绑定微信，就可以自动支付。首次支付需输入手机号，之后在此支付刷脸即可。通过硬件，可以减去掏出手机、打开微信、翻出二维码、刷码支付等步骤。

微信支付行业应用副总经理郭润赠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的青蛙是1.0版本，今年8月，会发布升级版青蛙Pro，在业内率先推出双面屏。

除了刷脸外，微信更看重青蛙硬件与微信卡包的连接。今年1月，张小龙曾在微信公开课上提出，微信卡包一直做得不够好。通过青蛙，可以解决微信卡包利用率较低的问题，比如在咖啡馆、便利店等场景，绑定会员卡后，青蛙可以自动识别会员，在之后购物时打折。

郭润赠认为，此举可以让商家获得会员及数据，消费者获得优惠，服务商获得服务费用，对于三方都是利好，会是青蛙与其他硬件不同的方向。

目前在使用量上，青蛙不如蜻蜓范围广。郭润赠告诉记者，微信做事的逻辑是，希望能解决痛点需求，自然生长，不会特意去铺量。

微信发力支付分，能PK阿里芝麻信用分吗

开放日上，微信支付团队也用不短的时间介绍了微信支付分的现状。

微信支付分今年上线，目前还在内测阶段，主要提供免押金功能。

目前，微信支付分覆盖共享设备免押租借、无人货柜自助购买、网约车先乘后付、物流快递先寄后付、酒店免押预定、娱乐设备先玩后付、航空机上付等场景。

用户需要在接入微信支付分的商户提供的服务中，申请开通微信支付分。目前，微信支付分还没有大规模应用。

此前，支付宝的芝麻信用分已经深入人心，新开通的微信信用分如何与芝麻分PK？微信团队表示，微信信用分主要定位是应用在“衣、食、住、行”场景中的，并不会出现在金融、信贷等领域。

民生类服务会长期补贴

微信支付此次也公布了在民生服务方面的数据，比如交通方面，每分钟有超过10万人在出行时使用微信支付，早高峰有超过500万人使用微信支付刷码乘车，交通行业微信支付交易笔数年增长率超100%。

微信支付还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携手推出“出租车助手”小程序，提供电子发票、服务评价、失物寻找等服务。提供开放ETC最新解决方案，并在公交、地铁等公共出行的高频场景，推动智慧交通。

微信支付也在做公益，打造了“24小时自助餐饮柜”，可解决城市公共服务人员吃饭不便问题，做到食材全天候供应、即点即取。

耿志军提到，当前在有关民生类上面，微信支付是亏损的，“这很正常，比如说医院、教育、交通这些本来就是基础建设。”他还表示，对于民生类的服务，“我坚信就是一直要贴补的”。

仔细看互联网的发展脉络，其实传销一直如影随形。

90年代，互联网启蒙初期，酝酿着往后数十年的行业变革和商业神话。而同一时间，美国人人喊打的“老鼠会”也漂洋过海，被美企带入国内，这种金字塔式的销售模式瞬间在我国遍地开花。

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看到，互联网在线上不断颠覆传统产业的发展形式，而传销则在线下病毒式传播，逐渐改写了线下的销售网络和方式，两者看似并行不悖。

但随着传销以互联网为开展下线、寻找目标的媒介，其对互联网经济的渗透，所改变的不止是传销形式和范围，也开始影响互联网经济本身。

共享经济盛行之时，以共享之名包装、实为传销的项目不在少数，而区块链妖魔化的过程中，各种传销币的发行和泛滥，实则加速了区块链风口消亡。如今社交电商成为资本竞逐的对象，但头部平台却深陷传销质疑，尤其是会员制模式备受追捧，把更多垂直电商也拉入了传销漩涡。

从某种程度上讲，互联网化的传销实则是一个异变的物种。

传销染指互联网风口

2014年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第三方支付、P2P、众筹、虚拟货币、理财APP等新兴模式层出不穷。这点仅从数字上就可以看出，2013年网贷平台还只有572家，2014年激增到2251家，而2015年又涨至3464家，3年时间翻了6倍。

资本也竞相涌入。年初人人贷一轮1.3亿美元的融资，一下刺激了整个创投圈的敏感神经，投资人开始四处寻找借贷类项目。

这时候，传销刚刚褪去电子商务的外衣，也把眼光转向了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一时间各种传销式金融骗局在全国各地开始大幅敛财。

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金融传销和互联网金融很难准确被区分，因为互联网金融从众筹到互联网理财，再到消费金融，混乱的市场竞争也引发了诸多行业乱象，这给金融传销鱼目混珠创造了现实条件。

不过从近两年互联网金融连续暴雷所揭露出的冰山一角，回过头再去看金融传销，不免更令人心惊。

2018年云联惠特大网络传销犯罪团伙落网，非法集资超过400亿元；2017年IGOFX平台崩盘后，头目携带300亿跑路，其通过拉下家获得高额分成的规则，是典型的传销模式；2016年“中晋系”相关联公司被查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2月10日，中晋合伙人的投资总额已突破340亿元，涉及总人次超过13万。

细数这些骗局，其中有大部分上线于2014年互联网金融风口兴起之年。

虽然在P2P暴雷前，这场金融传销的大幕已经提前落下，剩下了一堆血本无归的投资人，但是不可否认，传销换了一层外衣，依旧大行其道。

2017年共享经济热潮下涌现了众多千奇百怪的共享项目，传销也趁此借共享经济的概念炒作，大肆拉人头。随后更为魔幻的是区块链，币圈的玩法和当初金融传销兴起的传销币套路可谓异曲同工，而且攒局者、拉盘者通过传销模式，能更多地拉来韭菜，从而撬动资金进入。

如果说共享经济、区块链的风口中，传销更多的是钻了行业乱象的空子，那如今互联网经济正在主动“拥抱”传销，这更不是一个好消息。

去年，新世相营销课海报在朋友圈刷屏，而它之所以能够爆发，原因在于类传销式的营销手法，好好的知识付费，由此招致知识“传销”的质疑。最近一段时间，母婴电商蜜芽也被指涉嫌传销，其构建的会员制体系利用多级分销、返利、拉新优惠等模式获利，引起外界关注。

这些年来，传销利用并参与互联网风口，其形式、渠道和范围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这种异变对互联网经济来说实质上是一个警示。

传销和互联网相互成就？

传统传销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渠道和营销，一个“校长”或“经理人”从哪些人群中发展下线、如何给他们洗脑，都取决于人。这就是个体作为渠道所发挥的作用。不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销的渠道，业内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传销3.0。

传销2.0用高强度的洗脑取代传销1.0时代的限制人身自由，而传销3.0让新时期的传销，在传播力度、参与人员和涉案金额等方面，获得了实质性“升级”。这主要因为一系列社交产品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传销传播的门槛，使得传销的波及范围也更广。传销人员甚至不必再面对面，通过网络即可完成发展线下、金钱交易或是洗脑等环节。

但在渠道不断线上化的过程中，传销所覆盖的群体开始发生异变。

互联网为传销规模扩大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可传销对互联网的渗透不仅仅停留在渠道上，而是融合到商业模式中。这是传销异变带来的实质性结果。

最典型的就是用户拉新和会员制。2018年趣头条上市刷新了互联网独角兽诞生的速度，而其收徒返利的模式，也刷新了用户拉新的底线。在互联网平台获客成本高达上百元的背景下，趣头条通过给用户“发钱”拉新，成本只有3~4元。

资讯平台流量为王，流量即意味着广告收入，趣头条这种类传销的模式终究也作用于商业变现。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在于，类传销的套路正在缩短一些互联网行业的变现路径，或者也可以说，这种类传销的思维创造出一种新的商业变现形式。

比如说，新世相通过类传销模式卖课，不得不承认，它让知识付费进行商业变现的路径走得更为通畅，而社交电商的会员制则在商品交易之外，开辟了一条平台变现的新路。

以贝店为例，按照平台规则，要想成为贝店的店主，入门需要缴纳398元的开店费用，店主销售贝店商品的佣金在10%-40%之间。不过，诸多贝店店主对靠销售商品赚钱并兴趣不大，他们更热衷于发展线下粉丝开店。

据悉，一位贝店金牌店主直接招募一家新店主可获得200元佣金。其“下线”的普通店主招募一家新店，除自己获取100元佣金外，金牌店主还会获得100元佣金。此外，金牌店主还享受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所有店主的销售商品佣金的20%。贝店依靠拉人头为平台和店主赚了不少钱，可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传销嫌疑。

当前，社交电商风口未停，花生日记虽遭受巨额罚单，但更多类似的平台仍在悄然壮大，社交电商也成了传销异变的重灾区。

由此可见，互联网改造传统传销，传销其实也在改造互联网。

互联网＋传销终将走向失控

虽然互联网化的渠道让传销摆脱了地域的限制，但传销的大本营依旧在低线城市，这是由其受害者所决定。传销的受害者多属于社会的最底层—这些人要么失业，要么下岗、要么是农民（工），媒体常年对传销的曝光也许无法挤进他们的信息接收渠道，知识和经验的匮乏也不足以支撑他们面对与时俱进的传销组织。

所以，从90年代起，传销传入我国，就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生长土壤。而近两年，低线城市的人口红利，也让互联网各个行业的竞争逐渐转移到用户下沉，所以传销与互联网经济再次纠缠。

2018年年末，一款名为“趣步”的“区块链项目”，突然火爆起来，十八线小县城的中青年们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趣步APP看看自己又走了多少步，赚了多少个“糖果”。据悉，有些小县城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两人涉足其中。

趣步的病毒式传播，离不开其高返佣的拉人头机制。官方资料显示，趣步会员可以获得“直推会员”5%的活跃度加成。如果推直推人数超过20人，就可以升级为达人，享受更高的活跃度加成。用户仅靠走路所得的糖果很少，所以他们必须不断地拉人，才能获得更高的权益，这也直接关系到糖果交易。

收割下线，这是典型的传销思维，但趣步巧妙地避开了传统传销的嫌疑。一是用户注册和使用趣步APP几近免费，唯一花费的1块钱，按官方说法是给支付宝的；二是，趣步不发生直接的金钱交易，交易的只是糖果。

趣步这种披着区块链外衣的类传销骗局，在下沉市场天然具有吸引用户的优势，我们不得不承认，相似的运作手法实际上为互联网进行市场下沉提供了目前最有效的形式。这和传销根深蒂固的理由也极为相似，人情交往再加上天上掉馅饼的发财梦，总能触及大部分下沉用户的内心需求。

但是，在越发混乱和激烈的下沉市场竞争中，事态也越发失控。

从拼多多、趣头条到趣步，退一步可以看做是社交裂变，可往前一步就是传销红线。这些现实案例的变化趋势也说明，原本颇具创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正在与传销思维密切结合，这是互联网创新被传销模式渗透所产生的异变，同时也是传统传销加深互联网化的伪装升级。

数十年来，互联网浪潮翻涌、更迭换新，不断有商业神话树立和倒塌，可无论如何打击，传销似乎拥有不死之身般，从来没有被消灭过，这是我们的难言之痛。而现在同时要警惕的是，传销融合互联网带来的异变是否会波及互联网经济本身。

毕竟，除了既得利益者，我们谁都不希望它还能借助互联网学会七十二变，然后大闹一场留下一地狼藉。

而现在看来，这种概率正在异常危险的扩大。

近两年经济形势的变化，造就了一些奇特的怪像：有些企业表面上活着，但其实已经死了，而有些行业看似死了，换了层新衣却活得很好。直播、P2P、共享经济，这些互联网风口催生的创业大潮，在政策监管和竞争清洗的双重重击下廖剩无几、苦苦支撑，他们中的大部分企业如前者所说，只是表面上活着。与之相反，也有一些行业面临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动，他们本该像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被强制革除，可是经过变形和包装，却暗暗强撑起另一片“繁荣”。今年1月1日起，我国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个人代购人人自危，很多媒体预言代购将死。一位资深代购说，游戏规则在崩盘，全行业危机浮现，洗牌期已经到来。且卖且珍惜。然而五个月过去，事件演变开始偏离预期，卖真货的代购因无法生存而转业，但假代购却逃出生天且更加高明。事实上，代购行业真货已经极度稀缺，整个行业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变成了假货多傀儡，被粉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其中，人性之恶被假代购们展现的淋漓尽致。化妆品假代购泛滥成灾代购兴起之时，京东集团CEO刘强东曾在墨尔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近几年网上代购的东西90%是假货”，之后引发轩然大波，甚至被口诛笔伐许久，但如今回头再看，刘强东一语成谶。
虽然假货或者说高仿化妆品对人体有极大伤害，却依旧愈演愈烈。如今，高仿化妆品当成正品在代购圈早已司空见惯，为了给买家洗脑，假代购会给假货挂上物流信息，甚至给假货“出口转内销”，造成是海外购的假象。之前曾有媒体报道，很多假化妆品在国内以假代购名义销售的同时，会曲线到国外镀金再返回国内，根据日本财务省调查，日本仅在17年被没收的假货就有3万多件，其中90%来源于中国，而这些都是要销售给国人的所谓代购正品。一位入行三年的日本药妆代购曾说过，现在很难教大家如何分辨一个代购卖的是不是假货，以前的判断标准是“便宜的就是假货”，但现在不适用了，因为电商法之后，真代购纷纷转行，假货反而越卖越贵了。今年2月底，还在上大学的王婧从一个代购手中以390一支的价格买了三支小金条，因为代购人是大学朋友的高中同学，王婧不疑有他，而且第一次从她这里买了雪花秀水乳小样，和室友一直从韩国专柜带回的雪花秀没什么区别，当时用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到正品，她对这个代购好感度大为增加。但是，这次收货后，王婧起了疑心。收货第一天她发现小金条盖子吸不住磁铁，于是发截图询问代购，但她信誓旦旦，“你去专柜随便验”、“假的我把它吃掉”。当时，专柜无法验货，主要是基于熟人，本想就这样算了。但过了段时间有个测评软件火了，王婧通过这个软件测评这三支口红，结果显示三支都是假的。可当她拿着结果去质问代购，代购却以时间过了两个月为由，拒不道歉也不退货。更让她生气的是，当她把代购拉黑后，他们居然找到了一个共同好友，逼其承认他们卖的为真品。和王婧遭遇相似，陈琪也备受代购假货的困扰。年初，陈琪从一个分享护肤彩妆心得体会的群里加了一位同龄人为好友，后发现她是做代购的，因为平时她的一些评论和朋友圈日常，陈琪自觉和她很有共同话题。一开始，她从她那里代购一些相对平价的护肤品和口红，用了几次发现并无不妥，虽然后来她卖得东西大多都比别家偏贵，但陈琪依然陆陆续续以几十甚至100左右的差价托其代购。没曾想，一位朋友的提醒让陈琪大为震惊。陈琪托代购在俄罗斯所买的两个中样的纪梵希散粉，朋友觉得不像真货，托朋友询问后，得知俄罗斯的专柜根本没有中样卖。她找到代购要求解释，几番周折，她说，可以退但依旧不承认假货。而巧合的是，在4月12日，纪梵希亲自辟谣明星散粉无6G中样。陈琪的散粉是退了，但她想到之前用过的护肤品，深感无力。商品越贵，消费者反而觉得是真货的可能性越大，很多代购深谙这种心理，尤其是借助情感建立或熟人关系，他们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而且这种现象正蔓延到奢侈品代购中。奢侈品在劫难逃有位曾从事海外代购的朋友对道道透漏，电商法发布之后，活跃的海外代购纷纷转行，目前的代购产品多数都难以保真。除了欺骗普通消费者，假代购已经蔓延到了时尚圈和娱乐圈的高端消费群体。奢侈品代购造假，电商法推行后增加的成本，在高昂的利润面前或许不值一提。
据上个月发布的麦肯锡报告显示，到2025年，我国消费者将占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的40%，就价值而言，这意味着在未来6年内，我国消费者将在奢侈品上花费1600亿欧元，目前的消费额为1020亿欧元。可见，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和能力没有减弱。而报告还称，线下业务仍将是首选的奢侈品销售渠道，到2025年，预测线下销售占我国奢侈品消费的88%。所谓线下，其实主要是靠代购，在国内，真正通过官方渠道购买奢侈品的没有多少，可是现在电商法正式实施后，代购群体按理说是树倒猢狲散。一项调查显示，自电商法实施，在日本的华侨华人代购总数减少了70%。日本百货商店协会数据也证实，1月份日本百货商店的免税销售额较上半年同期下降7.7%。代购群体数量锐减，如何能支撑起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其中或许正是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那种可能：假货释放了国内对海外商品的消费力。很多女明星都或多或少被假代购欺骗过。5月10日，张馨予在微博晒出与英国代购的聊天记录，怀疑自己被骗：在3月17日前张馨予就找到该代购让其帮买一件奢侈品鞋子，但对方一直以“手机坏了”、“怕影响你休息”、“室友睡觉了”等理由拖延发货和接电话，从3月20日之后便消失至今。而在张馨予发微博之后，事件引发舆论极大关注，代购迅速退还了张馨予的代购费，只要求其删除微博，而随后，另一位女明星沈梦辰也发现一同被骗，最终时隔五个月讨回了自己的费用。虽然这件事得到了解决，但被假代购骗的女明星绝对不仅仅只有她们两位。真明星造型师，假代购如果说女明星被骗是因为大意，那么时尚圈的众多博主和达人被骗，则充分说明了这些代购的骗术和造假能力高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时尚圈工作多年的刘羽，因为工作需要，常常需要购买一些时尚品牌的鞋子包包。同样因为工作的原因，认识了一位叫Gio的朋友，不成想就此陷入了一个代购圈套。本名夏某豪的Gio，是一名在北京打拼的南京人，从事着一份看似光鲜亮丽的工作：明星造型师。其有意无意的透漏其为吴亦凡和靳东以及李佳航等众多一线明星做过造型，并且自称家境优渥，在米兰留学归来后就一直混迹于时尚圈。同时，Gio直言不讳的表示，自己是一名“同志”，如此坦诚的态度，获得了刘羽和极大好感，便与之在网络渐渐相熟，常常探讨一些时尚话题。
(Gio的部分微博和朋友圈截图)一次聊天过程中，Gio说要去国外，可以帮她代购名牌包包，刘羽才发现，对方除了给众多明星做造型之外，竟然还专门为众多时尚博主做海外代购。看到众多圈内人士都在他这里代购，而刘羽由于工作需要，便开始让Gio帮忙代购。起初，刘羽还能够收到代购的产品，再后来，则如同张馨予的遭遇一样，Gio开始以各种理由不发货，却依旧推销新的代购产品让刘羽购买，而前后积累的代购费已经林林总总高达六位数。虽然如此，但出于Gio的精心包装，刘羽并未有过怀疑。直到有几位时尚博主向其吐槽在Gio买到假货的被骗经历之后，刘羽才发现自己可能遇到了假代购。经过一些渠道鉴定之后，印证了刘羽的想法。之后刘羽多次向其讨要费用，最终以报警作为威慑，追回了未收到产品的钱。但已经收到的产品，对方既无法提供小票，也拒不承认是假货，更不退货退款。后来刘羽和其他几位被骗的时尚博主一同商讨如何让这位假代购退货退钱的时候，才发现，她们几个当中，被骗的时尚博主居然很多都处于备孕怀孕或者刚刚生子的状态，目前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此事，而她们并不愿意此事让家人知道。对此，有博主曾试图找到Gio的工作室私信寻求帮助，但刚问到夏某豪，还未说明事情原委，对方便立刻对被骗博主声明，夏某豪也就是Gio的代购行为与工作室无关。这意味着她们无法通过其所在的工作室获得有效帮助。刘羽也曾咨询过山东当地的警方，警方也为此进退两难，虽然代购被骗的数额巨大，但想要立案，需要很繁琐的流程，仅仅一个司法鉴定就要等很久，虽然警方已经掌握了Gio的具体信息，但并不能立刻解决代购被骗问题。怀孕在身的刘羽和其他人一样，只能等产后再处理此事。在这里不得不感叹，谁能想到一个为吴亦凡靳东和李佳航做造型的职业造型师，居然是一位假代购呢？更可怕是被骗的还都是以孕妇和准孕妇的时尚博主为主，这像不像一场精心设计的预谋？代购行业去“真”存“伪”电商法的推行，是海外代购的分水岭，它确实刺激庞大的代购群体分化，但实际上逼退的到底是哪部分人，还难以准确辨认。
有位常年通过代购买货的朋友在知乎上透露，从1月1日起，可能一些原先以超低价吸引消费者、造假嫌疑最重的“大佬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了，但现在代购圈的情况是，人人都照旧。这种论断或许不完全正确，首先，有了税费的阻拦，一些身份真实的留学生或旅游代购群体，从国外购买真货回来必然要大大增加成本，从而压缩利润空间。当成本和利润逐渐失衡，他们中的一部分会选择直接放弃，也有一部分试图加入国际电商平台成为专业买手，又或是转做国内买不到的小众商品。但不管选择如何，卖真货的代购都面临着生存难关，数量也必然削减，这点相关数据已经从侧面证明。总部位于名古屋的MTG面部按摩设备，10月至12月期间的销售额同比下降12％至140亿日元约合8.5亿人民币，这主要是受去年海关重点排查和严惩的影响。另外，Coach母公司Tapestry早前也在财报中坦承，中国游客在纽约等境外城市的消费已经出现疲软现象。真货代购减少，相对地，却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卖假货或是真假掺卖的。因为假货本身就是国内制造，不走海关，这些代购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他们照样可以维持低价吸引消费者，或是干脆顺势涨价，以诱导因真货代购人员缩减而正寻求新代购的客户们，这部分人通常认为越贵越真。当然，这种操作的前提是，国内产品的造假水平确实从粗制滥造变成了足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尤其是在奢侈品和轻奢领域，衣服包包比化妆护肤更难以判断真假，大多数奢侈品专柜也不给消费者验货。而至于代购所谓的购物小票、消费凭证、身份卡等证明，淘宝专门从事票据印刷的商家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一名快递业内人士表示，在地下工厂众多的地区，会有中间人收集境外的快递单号，然后进行转卖。只要拿到了这样的单子，从福建发货，物流信息上显示的却是香港。电商法之前，一些高仿品也有出国“镀金”的操作：先在国内大批量造假，再一批批运出去，然后从国外邮回来，就有了海外发货凭证和入境证明。不过，在电商法之后，税收和国际运费的增加，可能会驱使他们直接转向凭证造假的更便捷路径。所以说，从地下工厂生产，到网上销售，再到中间人提供单号，最后到异地上线，这条灰色的产业链很难仅通过加征税费来打击。而成千上万的产业链条网罗了庞大的代购群体，消费者可能因为一件假货而放弃一个代购，但不能保证她不会跳进另一个坑。一位消费者直言，能25岁之前找到自己信得过的各国代购，这已经着实幸运。你找代购的心理，假代购比你更清楚从美妆护肤到奢侈品，从低价到高价，每个消费层级的用户习惯、心理，或许没有人比代购摸得更清楚，而为了应对不同的群体，代购的套路明显也在进化。通过近来的一些案例，可以发现，现在的代购已经普遍从原来低价折扣的增量阶段脱离，转而进行精细化“运营”，而其中套路庞杂、防不胜防。
首先，身份伪造和包装更为高端化。代购圈伪造为留学生、白富美的不在少数，她们直接盗用别人的视频，冒充自己在海外，又或将房间布置成商场专柜的模样，拍照后谎称是国外的买手代购实拍图。这部分代购通常广撒网多捞鱼，收的是智商税，但如今更高明的手段是立体包装，通过一些人脉混迹于某个特定的圈子，拿被包装过的头衔获取潜在用户的信任。就像上文案例，刘羽遇到的代购，后来得知他其实只是为一些明星临时做过一次造型，就把自己标榜为明星造型师，而这个标签却让不少人潜意识认为他没有必要卖假货。其次，真货在前、假货在后。这点是真假掺卖的惯用套路，消费者通常会借由前几次的购物体验，来确定对代购的信任度，尤其是配合初始的低价策略，用户自然而然认为代购有特殊渠道可以获得便宜的真品。而后，他们再购买产品也会降低防备心，毕竟也不会有人每次都去检测。再次，套路更深的是情感营销，无论是起初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还是被质疑有假货时，不到撕破脸皮之前，代购的演技堪称精湛。就像前段时间轰动一时的张慌慌事件，她原本计划的退货计划，通过卖惨和甩锅已经得到全员同意，结果半路杀出个前男友，直接证实了她是知假卖假，结果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
但这也说明，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代购的容忍度颇高。一方面，简单的软件测试不能完全认定产品为假，通常代购一番“义正言辞”的借口，有些人也就没再较真。而另一方面，段位更高的代购，他们深知越是消费能力高的用户，反而更不会把买到假货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这种心理反而成了假货代购持续的一层保护膜。在奢侈品代购领域这并不少见。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买家和代购看似相互依存、谋求信任，但实则更像是一场猫鼠游戏，买家主导交易，虽握有主动权，却总是被伪装的“老鼠”耍的团团转。代购已死，代购重生，这个行业真的在走向正规化吗？（文中王婧、陈琪、刘羽均为化名。） 

很多人都说，是电商搞死了实体，那么电商的崛起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接下来我们听听大伙儿的说法


1，任何事物存在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最近几年我国电商之所以迅猛发展，其实也是正常的一种市场竞争结果，是消费者选择的一种结果。可能很多人都会说，电商的崛起让很多实体店没生意做，很多实体店纷纷关门倒闭。这对于那些不会上网，不会运营网店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而且相对实体店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来说，电商在就业岗位上就相对少些。比如京东一年的销售额达到4600多亿，创造这么多销售额京东只需要16万人，如果把入驻商家计算在内，估计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在50万以内。

但如果换成实体店，按照单店平均营业额50万计算，那京东一年的销量至少相当于92万个实体店的销量，按照一个实体店2个就业岗位计算，这些实体店至少可以提供180万个就业岗位，现在京东只需要16万人就可以完成这个规模，意味着社会上减少了164万左右的就业岗位。所以从就业岗位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实体店的迅猛发展会对就业有很大冲击，弊大于利。


2，电商价格透明，恶性竞争，卖得多也不挣钱，一个东西网上一搜，看起来都一样，有卖100的，有卖80的，有卖50的，有卖30的，特么的还有9.9包邮的。那么你靠品质，靠真货的还卖的出去吗？还提什么精工制造，还提什么振兴制造业，都搞假货去了，做品质的都搞死了，谁还去创新？大家知道什么叫直通车吗？你买东西最多翻10页，为啥你的店能排到前面，不是靠口碑做出来的，你得烧钱得给交钱给平台开直通车，用户才能搜的到你家的产品！

那么卖的多挣钱吗？也不挣钱，因为你要便宜，你要烧钱推广。烧完了怎么办？再来个不怕死的接着烧。某宝号称几千万个店，也就前面几页的卖卖货，赚钱的不到百分之10，而这百分之10把所有流量都吸走了，线上其他百分之90都是死的，还搞的线下实体店哀嚎一片，所以你说利和弊哪个更大？ 

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的衰退是市场共识，基于 MAU 及活跃买家数高速增长来获取高的 GMV 增速的时代逐渐过去的大背景下，电商平台都在专注做两件事，a)稳住现有的用户，提高 app 用户停留时长，购买频次；b)稳住平台上的商家，最好能二选一，但这个跟平台希望获取更多的广告或者佣金收入先天是背离的，因此需要提供更多服务，并寻求一个平衡点。

同时我们观察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表现越来越明显的消费型互联网公司的囚徒困境，同行业公司 A 的市场投放表现除了自身的获客需求外越来越多的取决于竞争对手的策略，表现在下半年很多公司的销售费用或者用户补贴远超市场预期。我们通过梳理各大电商和互联网公司的获客成本、老客维系成本，以及其他互联网公司的广告收入，来回答市场关心的几个问题：

从获客成本看，阿里仍然是最合算的获客生态

经验来说，互联网平台获得一个新用户的成本，是维护一个老用户的 5—10 倍。我们假设新用户的获客成本是老用户维系成本的5 倍，折现率为 8%。经过测算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的 6 年用户价值贡献现值/6 年用户成本现值的比率分别为 8.54、4.68、4.06。

目前的流量已经进入一个不进则退的存量博弈阶段

流量是电商，甚至可以说是所有互联网公司的核心资源，电商平台都努力从外部获得更多流量，保住已有流量，并掌握流量分发的权力。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增长放缓，网络购物 app 的日均使用时长基本不变。我们详细测算了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美团、趣头条、宝尊、微博等互联网公司为维系流量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我们发现新的公司的流量开支占比明显高于阿里巴巴等偏成熟型的平台。初创的公司想要获取流量的难度越来越大，互联网流量已经进入一个存量博弈的阶段。

类似美团这样的平台型公司损益表还没有到稳定时刻

以美团为例，市场对 4 季报有一些担忧，主要集中在 4 季度外卖业务的环比下滑以及跟阿里在本地生活领域的消耗战前景的不明朗。我们用不同的美团市占率，变现比例的假设前提给美团核心外卖业务的损益表做了个测算，单票营业利润差异巨大，目前公司的损益表远没到稳定时刻，需要市场更多的耐心观察。

从电商产业链看消费互联网公司

电商产业链主要有四类玩家：(1)阿里、京东、拼多多、唯品会、苏宁等平台型公司；(2)上游的物流供应链公司，典型的诸如三通一达，菜鸟网络；(3)伴随着成长的第三方服务商比如线上代运营公司(如宝尊电商)，众多的移动广告营销公司，品牌运营公司诸如南极电商，直播网红经纪人团队，网红品牌运营商比如最近提交美股 IPO 招股的如涵控股等等；(4)海量卖家。

我们先来聊聊(2)快递公司，包裹量的变化是研究电商产业非常好的锚。过去 3-5 年整个快递行业都是高速的资本投入期，扩大(保住)市占率，增加营收是大部分快递公司的经营核心目标之一。另一方面增加的单量会摊薄成本，所以过去几年快递公司能够主动或者被动地降低快递价格。但是一旦某一家获得市占率的绝对优势或者某几家形成价格合谋时快递就可能涨价，这对平台型公司里面的众多卖家非常不利，因为对大部分卖家而言，快递成本占收入的 10-20%。当然阿里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阿里在物流供应链的布局分两步走，第一步成立菜鸟物流，拉三通一达及顺丰入股，要求在阿里云平台上传物流数据；第二步相继参股三通，以防万一。菜鸟物流成立推进电子面单在业内被认为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伟大举措，电子面单的普及大量物流数据的上传和分析，也确实帮助仓干配做了很多优化，同时帮助很多平台上的卖家做仓储库存优化，这些对时令商品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衍生出很多数据服务商。

综上，整个快递行业目前来看还在争地盘争市占率的背景下，快递收费对淘宝，拼多多等平台上的卖家还处于友好期，这个假设前提非常重要。同时三通一达的电商包裹去向切片数据来看，也确实印证了低线城市人口逐步接受电商，即我们的活跃买家数还在增加的前提，这些都是电商增速的中微观基本盘，从目前邮政给的快递包裹量数据及 2019 年增速指引看，我们认为整个电商行业基于包裹量的增速在 20-25%，电商还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

对于(1)，我们必须得承认，整个大的背景就是移动互联网的人口红利迅速消退，基于 MAU 及活跃买家数高速增长来获取高的GMV增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就是居高不下的销售费用和获客成本，以及要珍惜已经杀出来的玩家们诸如拼多多(当年微信给的电商第一入口是京东，拼多多只是在最开始没有被微信封杀而已)。对于所有的非自营平台性公司诸如阿里，拼多多来说，能做的无非两件事情：

(A)稳住现有的用户，提高 app 用户停留时长，购买频次，这里面衍生了两种发展趋势，内容化社交化以及大数据帮助下产品的精准推送提高转化率，同时又诞生很多有意思的生态，比如淘宝得网红带货产业链，中小平台型公司诸如小红书，云集等；未来我们认为还将诞生一批电商大盘子中的微创新小而美。

(B)稳住平台上的商家，最好能二选一，但这个跟平台希望获取更多的广告或者佣金收入先天是背离的。所以大家的打法开始变得更加含蓄，比如 C2M 给商家赋能。

当然从电商整个的基本盘看，平台型公司类似商业地产，只要我的流量获取成本和卖出成本还存在剪刀差，只要线上开店比线下还是有成本优势，线上线下增速的剪刀差就会一直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无形的手也是一个重要变量，典型的就是税收和监管。电商税是行业的一个无差别的利空，同时要求平台负有监管义务这一点打在了七寸上。我们认为市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后者长期的影响，平台有罪论 or 无罪论一直是法理上的争议点，可以参考美国监管及对谷歌，亚马逊等巨头的微妙态度。

我们对小型卖家的税收做了敏感性测试。假设一个小型卖家，就是夫妻两人，年销售额为 100 万(不含税)，利润率为 30%(这个假设没考虑这对夫妻的职工薪酬)。因为是小卖家，假设，对他们而言，店铺成本主要是商品进货成本以及广告推广费用，且都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卖家申请为一般纳税人，适用 17%的增